1980年，谷牧副总理收藏了十件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的墨迹，找了几位鉴赏家看了都说

1980年，谷牧副总理收藏了十件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的墨迹，找了几位鉴赏家看了都说好。徐邦达看后说：“假的！”古牧惊问：“何以知之？”” 墨迹摊在桌上十件，纸色发黄，款识挺齐，史可法三个字立在那里，很有点故事味。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挺珍惜，请了几拨人来看，人人夸好，说气息老成、格调不俗。 轮到那个戴眼镜的老先生动手，十件一件翻过去，没客套，合上那张纸，只吐出一句：“假的，毫无疑问。” 屋子里气氛一下子紧了半拍。 谷牧愣了愣，还是得问：“何以知之？”别人看的是名头，是“明末抗清名将”的光环，是纸上那点沧桑感，这个老头看的是书札的规矩，是明末的行文格式，是史可法传世字帖里那一点一横的习惯。哪里该收笔，哪里该藏锋，哪一笔该抖，哪一笔该缓，他都记在心里。 几条理由摆下来，十件墨迹像被当面拆穿的戏服。 讲这句话的人叫徐邦达，一九一一年生在浙江海宁。 后来进了故宫博物院做研究员，常年泡在库房和卷轴堆里。行里人提起中国书画鉴定，常常先提谢稚柳、启功、徐邦达三个名字，在行里算是泰山北斗。外人听着风光，其实体力眼力都在往外亏。 他早年跟吴湖帆学，那套传统鉴定的功夫，从纸张、墨迹，到题跋、印章，再到装裱边角，全都得看。别人记不住的，他往脑子里一股脑塞。 有人夸他记性好，他嫌“天赋”二字太虚，只说只在用心，一望而知是下功夫的结果。古书翻得多了，什么时代用什么纸，什么人爱用什么笔，心里都有了谱。 几十年前在谁家墙上瞄了一眼的画，几十年后再见，细节还能对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拿一幅画来请他瞧。 画轴才展开半尺，露出一丛竹叶的梢头，他看了一眼，话就出去了：“李方膺，真的，确定无疑。”等画轴铺开，题款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徐半尺”的绰号从这儿出来，半尺见真章的说法也跟着传开。 一九五五年闹出过一场小风波。红学专家周汝昌收了一幅据说是曹雪芹的肖像，开了个研讨会，圈里的人都来了，围着那幅画称赞不绝，有人从眉眼里读情感，有人从衣纹里讲时代。 徐邦达站在人群边上，看了几眼，心里已经有结论：不对，这人不是史料里的那个曹雪芹。画法、气息、人物身份，全都对不上。 他没在当场泼冷水，只说身体不舒服，提前告辞。后来在自己的著作里，写下那幅肖像“不真”。 场面留给别人，话留给纸。 七十年代，他又到各地博物馆帮忙整理。青岛博物馆有一批“次等文物”，别人嫌麻烦，他偏往里钻。在这种被搁在角落里的架子上，他翻出一件唐代书法的摹本，看着看着整个人都静下来，那是怀素的唐摹本《食鱼帖》，后来被认定为国宝级稀世珍品。 云南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里，又被他拎出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成了国家一级文物。很多被随手摆放的东西，被他一眼看中，命运就跟着拐了个弯。 这样的例子不少。 八十多年的“鉴宝”日子，他帮国家鉴定、收购、征集传世名迹三四万件。 有的从民间进来，有的在库房里积灰，都是等着人来认。稍有不慎，一件真东西被打成假，一件假东西又被抬成真，都是给后人添麻烦，所以他那几句判断才格外慎重。 一九九一年，他去台湾故宫访问。那边拿出一些书画请他看，有的刚打开一点点，裱边露了个头，他已经摇头，说这是后人伪作。 台媒和书画商听得眼睛放光，纷纷给他加戏，“半尺大师”的名头飞起来。 徐邦达对这个称呼不太感冒，觉得像江湖招牌。弟子们私下里打趣，说其实得叫“一寸大师”，很多画卷只展开寸许，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人前的热闹是一回事，他自己有一套轴到家的规矩。 评价真伪，常挂嘴边的是两句：“真的，确定无疑；假的，毫无疑问。”没有模棱两可，也不爱用那些“似是而非”的客气话。 行家听着爽快，外人有时觉得刺耳。 这种“刺耳”，让人愿意把家底拿给他看，宁可听一句实话，也不愿被花言巧语哄骗。 那次谷牧的十件“史可法墨迹”，说穿了也是一样的路数。 别人顾着面子，不好轻易点破“假”字，他把话挑明，理由摆在桌面上。 谷牧听完，没有翻脸，反而笑着说：“还是徐公说实话，不骗人。”启功后来听人转述这桩趣事，笑着感叹一句：“徐先生是个可爱的书呆子。”这个“书呆子”，一半在夸，一半在叹。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清晨，徐邦达在北京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故宫博物院为他披上黑纱白花，一连七天。 红墙静着，殿宇静着，库房里的卷轴也静着。 几十年里，他替这些纸墨把过无数道关，认过真，也拆穿过假。人走了，规矩还在，那几句干脆的判断也还在，像一双看不见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