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9月，左宗棠在病榻上离世时，愤慨地说：“对中国来说，十个法国将军，也比

1885年9月，左宗棠在病榻上离世时，愤慨地说：“对中国来说，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做的坏事！”两个月后，胡雪岩也满怀愤懑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在临终前，他召集所有子女，严肃地告诫他们：“千万别靠近白虎！” 一八八五年九月，长沙一间屋子里灯光发暗，床上的左宗棠已经病入膏肓，脾气一点没改。 这老将抬起眼，说出那句后来传得满街都是的话：“对中国来说，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做的坏事。”话一落地，屋里人噤若寒蝉。 两个月后，杭州胡家宅邸里，胡雪岩贫病交加，把儿孙招到床前，只留下一句：“生意可做，但要远离白虎。” 一个临终骂同朝重臣，一个临终劝子孙躲开白虎，看着不搭，其实绕不开同一场大棋局。 左宗棠死后只留下一年的俸禄，家底薄得可怜；李鸿章那边，箱柜里装着四千多万两白银，还有大批现银躺在日本、俄国的银行；胡雪岩曾经红顶商人，最后家业崩塌，善终两个字也算不上体面。 把时间拨到一八六四年，新疆那边先出事。 在英国、沙俄等国推波助澜下，新疆脱离清廷控制，立起一个所谓“洪福汗国”，那片地不再听北京的话。 一八七一年，沙俄又占领伊犁，西北像被人挖空一块，朝堂上躁动起来。 吵得最厉害的，就是左宗棠和李鸿章。 李鸿章出身官宦，走的是洋务那条路，眼睛盯着海岸线和军舰，主张海防优先，自认国库有限，新疆地广人稀，不如认个亏，免得和沙俄硬碰硬。左宗棠出身寒素，脾气又直，认准了西北边塞，坚决不同意放弃。 他在朝堂上拍着桌子喊，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说不要就不要，对得起祖宗吗。 后来又把数字掰开讲，新疆一带约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疆域差不多六分之一。 几个月里，两派人马在海防、塞防上吵个没完。 左宗棠上奏，把话写清楚：“新疆是内地的屏障，新疆危则北京危。”在他眼里，西北是挡风的门板。慈禧太后最后点头，准他收复新疆，却只肯从空得见底的国库里拨出三百万两，其余军费，让他自己去想办法。 新疆地瘠人稀，没法就地筹饷，一袋粮、一箱子弹都得从内地往外赶，运输线拖到几千里，银子像被黄沙吸走。左宗棠回去先把自家拆了，田地卖掉，房产变现，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往里填，仍旧不够。 为了筹那笔缺口，他到处求人，一忙就是一年。 能在银根上托住西征的，是胡雪岩，这位红顶商人当时声望正盛，肯替左宗棠做担保，从银行里贷出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两白银，年利率高到百分之十五。 这样一笔账，稍微算错一步，就可能把商号拖进泥潭。 胡雪岩成了西征大军的“钱袋子”，左宗棠在官场上则帮他挡风，这一文一武，其实被同一根绳子绑在一块。 一八七六年，左宗棠亲自挂帅出征，那年他已经六十四岁。 西征大军来自九省，一共一百二十一营，约八万七千人，队伍拉出一条灰线。将士们很快发现，军列里多了一口棺材，是主帅给自己准备的。他在阵前说，中国人不能总是低头认输，宁可抬着棺材出关，战死在外头，也不能让外敌多占一寸地。 西征军分批入疆，经哈密向西，抵达巴里坤，对上盘踞多年的阿古柏。阿古柏手里也有四万兵马，占着地利顽抗，当地百姓给左宗棠送情报、送粮草，帮着拆他的“天山防线”。 几场硬仗打下来，北疆重新落回清廷。 有英国人评价说，这是自乾隆以后，一百年间由中国人自己指挥打出的最光辉成就。 北疆稳住之后，和沙俄的纠缠还在。左宗棠主张强硬，一面准备军力，一面配合外交压力，伊犁最后也被迫归还。 算上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新疆那块近十年不认北京的土地，总算被重新画回中国版图。 留在纸面上的，还不止西征。左宗棠早年科场失意，在乡间读书种地，被战乱推上战场后，又扎进实业里。福州船政在他手上办起来，福州造船、训练水师；甘肃机器制造局在西北立住，让机器声在黄土高原上响起来。 有人叫他帝国的鹰派，有人说他是晚清的战神，还有人愿意用“民族的脊梁”来形容。 湖南民间常有人提起那句“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国外的声音也不少，一份叫作《新闻周刊》的美国杂志，把他的名字列进“一千年来全球四十位智慧名人”的名单里，连莎士比亚都排在后头。还有写书的评价说，晚清那些大事，只要有左宗棠掺和进去，结局大多不差。 话未必都严密，却说明这个老人，在很多人心里有分量。 再看那三个人，一个把自家家底和性命都押在西北边塞，一个更看重海防与洋务，一个在银子和官场的夹缝里翻滚。价值秤摆在那儿，各有各的砝码。 左宗棠临终那句重话，是把割地看得比敌国将领还凶险；胡雪岩床边那句“远离白虎”，是把银子和权场当作会反咬人的猛兽；李鸿章留下的那一大堆银子，则静静躺在那里。 风沙散尽，棺材早埋，只是西征路上随军而行的那口棺材，还有杭州小院里病人压低声音说出的“远离白虎”，多年之后，像旧账本上没划掉的几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