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出卖同志后逍遥了十数年，副逍遥了十数年，副省长震怒：嫌疑那么明显为何不查 1959年6月，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有资料称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副省长郑林到刘胡兰的老家云周西村视察，在得知文水相关工作人员对调查当年出卖刘胡兰等烈士的叛徒的情况后十分生气：“石五则的叛徒嫌疑那么明显，远在湖南的陈德邻同志都非常执着地进行反映、调查，你们就在文水，就在烈士身边，竟然不吭不哈，让叛徒逍遥法外，让烈士含冤九泉。” 郑林的怒火，烧得在场工作人员头都不敢抬。谁都清楚，1947年1月12日那个寒冬，15岁的刘胡兰倒在敌人铡刀下的场景，是文水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而石五则，这个当年和刘胡兰一同工作的村农会秘书，从烈士牺牲那天起，身上的疑点就没断过。 云周西村的老人们都记得，刘胡兰带领乡亲们斗地主、分田地时，石五则总是跟在后面，嘴上喊着革命口号，眼神里却总透着一丝闪躲。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突袭云周西村，目标就是抓捕村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奇怪的是，敌人像是长了眼睛，直接扑向了刘胡兰藏身的观音庙，而此前负责传递消息的石五则，却在战斗打响前“恰巧”借口回家取东西，躲进了亲戚家。 烈士牺牲后，村里有人偷偷反映，曾看到石五则在事发前和国民党军的便衣在村头老槐树下嘀咕。更让人起疑的是，事变后石五则不仅没受到敌人迫害，反而在村里混得风生水起，甚至还试图拉拢一些群众，说刘胡兰“太年轻不懂事”。可这些线索，要么被当成“没有实据的猜测”，要么在层层上报中不了了之。 远在湖南的陈德邻，得知刘胡兰牺牲的消息后，整整哭了一夜。他和刘胡兰曾在晋绥边区干校一起学习，那个梳着两条小辫子、说话脆生生的姑娘，总说“革命就要不怕死”。1951年，陈德邻在湖南工作时偶然听说，出卖刘胡兰的叛徒可能还活着，而且就在文水本地。从那天起，他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跨地追责”。 陈德邻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写信，给山西省委、给文水县政府、给当年的老战友，一封又一封，详细列举石五则的可疑之处：事变前突然改变联络方式、事变中离奇失踪、事变后对烈士牺牲表现得异常冷漠……他甚至托人走访当年的知情人，整理出厚厚的材料寄往山西。可这些饱含血泪的信件，大多石沉大海，只有少数回复说“正在调查”，却始终没有下文。 石五则之所以能逍遥法外十数年，并非没有破绽，而是有人不作为、有人怕麻烦。解放初期，文水地区的工作重心放在恢复生产、稳定秩序上，对历史遗留的叛徒追查工作不够重视。一些工作人员觉得“事情过去这么久了，证据不好找”，还有人担心“万一查错了，影响不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更让人愤慨的是，石五则凭借着自己“老革命”的伪装，在村里担任了村干部，平日里装出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暗地里却对当年的知情人百般提防。有老人想反映情况，却被他以“不要造谣生事”为由恐吓，久而久之，没人敢再轻易开口。 郑林的震怒，像一声惊雷，炸醒了当地的不作为风气。他当即拍板：“立即成立专案组，限期查清石五则的问题！不管涉及谁，不管过去多少年，都要给烈士一个交代！” 专案组进驻云周西村后，遇到了不少阻力。一些老人因为害怕石五则的报复，起初不愿开口。专案组的同志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给他们看陈德邻寄来的材料，告诉他们“正义不会迟到”。慢慢地，知情人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当年的村妇救会主任回忆，事发前一天，石五则曾向她打听刘胡兰的藏身之处，说“想找她商量工作”；一位当年的民兵战士证实，他亲眼看到石五则在事变前把一张纸条塞给了国民党军的便衣；还有石五则的亲戚偷偷透露，事变后石五则家里突然多了几块银元，说是“国民党军给的奖励”。 证据越积越多，石五则的心理防线也逐渐崩溃。在专案组的审讯下，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叛徒行径。原来，1947年1月，国民党军突袭前，石五则被敌人抓住把柄，威逼利诱之下，他为了保命，选择了出卖同志。他不仅供出了刘胡兰的藏身之处，还泄露了村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导致包括刘胡兰在内的七位烈士惨遭杀害。 1963年，石五则被依法逮捕。1964年，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石五则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来改判无期徒刑。消息传到云周西村，村民们自发来到刘胡兰烈士墓前，告诉烈士：“叛徒终于受到了惩罚，你可以安息了。” 陈德邻在湖南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拿着判决书的复印件，在办公室里站了很久，嘴里反复念叨：“胡兰子，我没辜负你。” 郑林的雷霆之举，不仅为烈士讨回了公道，更敲响了一记警钟：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江山，容不得叛徒玷污，更容不得有人不作为、慢作为，让英雄流血又流泪。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的烈士，他们的功绩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冤屈更不该被搁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