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女地下党员罗文坤被捕后，敌人用尽酷刑仍未撬开她的嘴。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她难逃一死时，敌人却突然将她释放。看似网开一面的宽容，实则是布下的致命陷阱，特务早已在她身边暗中监视。 窗台上那盆素日朝南的兰花，此刻竟歪在西边，叶片上还沾着几粒暗红的泥土——这不是她熟悉的样子。罗文坤刚推开租住小屋的门，目光就像被磁石吸住般定格在那里。她记得出门前特意将花盆摆得端端正正，为的是让午后阳光刚好落在花蕊上。 难道敌人连这点耐心都没有？连让她“戴罪立功”的戏码都演不周全？她蹲下身，指尖轻轻拂过兰花叶片，泥土冰凉，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机油味——那是特务皮鞋底常沾的东西。床底砖块下的暗号纸条还在，可米汤写就的联络方式边缘泛着毛边，像被人用指甲反复刮过。 巷口那个假装抽烟的男人突然在脑海里清晰起来。那天走出监狱大门时，他背对着阳光，烟雾缭绕中，袖口若隐若现的钢笔尖——那是特务们惯用的身份标识，笔帽上刻着的细小纹路，和审讯室里记录口供的钢笔一模一样。原来从“赦免”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敌人甩出来的饵，身后拖着看不见的钓线。 她没有时间害怕。傍晚时分，她端着一盆刚缝补好的衣物敲响邻居家门，木盆边缘故意蹭到门框，发出“咚”的轻响——这是约定好的安全信号。门开了，苏蔓的眼神在她脸上一扫而过，那瞬间的凝重像投入湖面的石子，迅速沉入平静的眼底。张海萍正坐在桌边纳鞋底，针脚突然密了三分，线头在指缝间绕了个圈。 “他们想牵我的鼻子走。”罗文坤把衣物递给邻居时，声音压得像叹息，“不如我们拆了他们的线。”苏蔓手中的剪刀“咔嚓”剪断棉线，张海萍把顶针狠狠按在鞋底上，三个年轻人的影子在油灯下叠在一起，像一块烧红的铁，要把黑暗烫出个洞。 接下来的三天，她每天提着菜篮出门，在杂货铺买盐时，手指在柜台敲出三短两长的节奏——那是作废的旧暗号；路过裁缝店，故意把纽扣掉在门槛边，上面缠着的丝线却是早已不用的靛蓝色。特务们果然跟在后面，把杂货铺老板盘问得脸色发白，把裁缝店的布料翻得乱七八糟，却没发现真正的联络员正趁着混乱，将机密文件塞进煤球堆里运出城。 1942年7月12日夜，小屋的油灯亮到后半夜。罗文坤把最后一份文件塞进火盆，火苗舔舐着纸页，映得她脸颊通红。苏蔓把党章小册子的边角烧掉，张海萍将通讯录撕成碎片，混进炉灰里。“这样，他们就什么也找不到了。”罗文坤轻声说，语气像在说明天的天气。 火焰从门缝窜出来时，她正朝着窗外的方向鞠躬。24岁的肩膀挺得笔直，蓝布旗袍的下摆已经烧着，火星落在地上，像一串急促的密码。邻居说，那天夜里好像听到歌声，很轻，却钻心——后来才知道，那是《国际歌》的调子，从火海里飘出来，飘向桂林的星空。 敌人赶到时，只看到焦黑的门窗和墙上未烧尽的血字：“共产党万岁”。特务队长踹翻了烧焦的木桌，却在灰烬里捡到半片兰花叶——那盆被挪动的兰花，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移回了朝南的位置，叶片上的泥土早已被雨水冲刷干净。 他们以为释放是宽容，却忘了有些灵魂比钢铁更硬；以为监视能锁住秘密，却不知信仰能在火里开出花来。多年后，有人在桂林档案馆的敌伪档案里看到这段记录，末尾有行潦草批注：“此计甚拙，因对手非寻常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