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北京永定河畔，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妇纵身跳入冰冷的河 水里，等到人们发现，将其打捞起来，众人这才得知，这名老妇竟然是国民党将领黄维的妻子 蔡若曙 。 是什么让这位曾经的才女在花甲之年选择这样的结局？ 1975年3月，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蔡若曙攥着褪色的蓝布包袱，手指因用力而泛白。当那个穿着中山装、头发稀疏的男人走出车厢时，她几乎认不出——这是她等了二十七年的丈夫黄维。 包袱里包着她连夜缝制的布鞋，鞋底纳了密密麻麻的针脚，像她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 1949年，台北的悼念会上，哀乐低回，蔡若曙抱着襁褓中的幼子，指尖掐进掌心——她不信台上那张模糊的“遗像”就是黄维。 维多利亚港的风裹着咸腥味，她把金条缝进棉衣内衬，在码头与蛇头接头时，三岁的女儿抓着她的衣角问：“爸爸会在上海等我们吗？” 1950年代的上海弄堂，她的台灯总亮到深夜，图书馆的稿纸上，小楷抄满了《资治通鉴》，每个字都浸着墨香，也浸着冻疮的痒。 邻居张婶端来热粥，劝她：“若曙啊，找个本分人嫁了吧。”她只是笑笑，把粥推给正在写作业的大女儿。 与此同时，功德林的高墙内，黄维正对着一堆齿轮图纸发呆。狱警送来蔡若曙寄的钱，他随手塞进抽屉，转身向管理员申请更多实验材料——他坚信永动机能改变世界，就像当年坚信“党国必胜”一样固执。 收音机里传出第一批特赦名单，蔡若曙把四个孩子叫到身边，手心全是汗。当最后一个名字落下，没有“黄维”，她突然笑了，起身去厨房烧水，却在转身时碰倒了暖水瓶，碎片溅了一地，像她瞬间裂开的心。 那晚，她吞下了整瓶安眠药，被女儿发现时，嘴角还沾着药粉。 北京的小屋里，蔡若曙把儿子的结婚请帖放在黄维手边，红纸金字映着她新染的黑发——她想遮住那些过早生出的白。 黄维却盯着桌上断裂的金属杆皱眉：“材料强度还是不够。” “阿维，阿明要结婚了。”她轻声说。 他没抬头：“知道了。” 她又说：“日子定在下个月，要不要请政协的同志来？” 他猛地把图纸拍在桌上：“你能不能别烦我！” 请帖飘落在地，红得刺眼。 1976年5月的清晨，蔡若曙换上了年轻时的蓝布旗袍，领口的盘扣磨得发亮。她走到永定河畔，河水刚解冻，泛着青灰色的光。 她想起1933年的酒会，黄维穿着军装向她敬酒，眼里的光比现在河面上的太阳还亮——那时的他，会为她拂去肩上的落发，会记得她爱吃的桂花糕。 当人们把她从水里捞起时，她的手指还保持着攥紧的姿势，仿佛握着什么再也抓不住的东西。 黄维赶到时，跪在河边嘶吼，不会游泳的他扑进水里，却只抓到一把冰冷的水草。 河水依旧流淌，带走了一个女人二十七年的等待，也带走了那个时代里，无数无声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