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罗健夫那具后来让所有人都揪着心的身体，当年硬是扛下了中国微电子工业最熬人的起步重担。 回溯到13年前，中国航天正急着用一种叫“图形发生器”的核心设备，可那会儿咱们压根没半点相关技术基础，连国外的参考资料都摸不着，电路图纸全靠人工拿着笔一笔一划画出来。没技术、没参考、纯手工，这差事难如登天，最终还是罗健夫稳稳接了下来。 1982年6月16日，北京的一间手术室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压得人喘不过气。医生们按照罗健夫生前的遗愿，剖开了他的身体，眼前的景象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得说不出话。 他的整个胸腔几乎被肿瘤填满了，最大的那个恶性淋巴瘤比心脏还大，胸骨脆得跟干透的柴火棍似的，稍微一碰就碎，连脊椎都断了好几处。 旁边的护士忍不住捂住嘴哭出声，就连天天跟生死打交道、见惯了风浪的医生，眼眶也红得厉害，谁也没想到，曾经撑起国家微电子起步的身体，竟然被病痛折磨成了这样。 谁能接这个烫手山芋？ 34 岁的罗健夫站了出来。 罗健夫原本是核物理出身，这活儿却涉及电子学、精密机械、自动控制和计算机。 他像当年在甘肃山丹军马场自学完高中课程一样，把七门陌生学科硬啃下来。 白天他在实验室一丝不苟地焊接电路元件、敲打数据，晚上灯下啃外文文献，三个月就掌握一门新语言。 时间在他身上好像失去了意义，同事们常看到他在公交车上坐过站又折回来，因为眼睛离不开手里的书，加班途中迷迷糊糊走进别人宿舍，才猛然发现自己要找衣服，这不是笑话，而是科研彻底吞噬灵魂后的真实状态。 1972年，罗健夫带着团队成功造出了第一台国产图形发生器，可他没想着歇脚，一心要追上国际水平。 研发Ⅱ型机的时候，他连着72个小时没合眼，困得实在撑不住，就捧起冷水往脸上浇，硬逼着自己保持清醒。 长期这么高强度地熬，他的身体慢慢扛不住了，1981年癌细胞就悄悄找上了门。他在日志里写过“凌晨咳血”“胸骨疼得厉害”，可这些信号全被他抛在脑后，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直到某天在实验室突然晕倒，被查出是晚期低分化恶性淋巴瘤，这时候死亡已经离他很近了。 面对重病，罗健夫做了三个决定：不告诉别人自己的病情、不用止痛药、死后捐献遗体。 他怕妻子请假照顾自己耽误工作，也担心止痛药会影响大脑思考。生命最后49天里，他的病床成了临时实验室，哪怕手指抖得厉害，还是给来请教的技术人员画电路草图、指出参数问题。 临终前三天，他虚弱得几乎说不出话，却从枕头下摸出笔记本，把Ⅲ型机电控系统的优化方案交给了护士。 1982年6月15日黄昏，他用没多少肉的下巴撑着，慢慢刮干净胡子，站在窗前望着夕阳，说不定在想Ⅲ型机能不能顺利运转，又或许只是舍不得这人间。第二天上午10点35分，他停止了呼吸，年仅47岁。 他留下的物质很少，把奖金分给工人，单位分房、调工资、评职称他都主动退后，名字总排在团队名单最后。 西安 771 所里，他的铜像和当年磨得油亮的老算盘、穿破的皮鞋仍在展厅，提醒年轻人，科研的精神超越了时间和技术。 虽然图形发生器被更先进的 CAD 取代，但那副胸腔里跳动的科研魂魄，曾用生命撑起国家微电子的起步，也仍在默默支撑着今天的中国科技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