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李丽1910年生于北京，身世坎坷，童年经历养父早逝，很早就见识了生活的艰辛，为了谋生，她涉足过不少行当，这段复杂的早年经历，或许锤炼了她日后周旋于复杂环境的能力。 后来她辗转至上海，凭借出色的舞技和交际手腕，在舞厅林立的十里洋场崭露头角，甚至赢得了“上海舞后”的名号。 她的舞台不止于舞池，还延伸至银幕，参演了《一代尤物》等影片，成为影剧双栖的明星，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这座城市的繁华蒙上了阴影，李丽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发生巨变。 正是在国家危亡之际，李丽的生命与一个秘密组织产生了交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让人闻之色变的“军统”。 根据现有资料，军统负责人戴笠注意到了这位游走于上层社交圈的女性，认为她是绝佳的情报工作人选，对于李丽而言，这或许是一个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结的契机。 她接受了任务，从此，“北平李丽”或“上海舞后”的公开身份，成了她最完美的保护色，她的任务明确而危险：利用其交际花的身份，接近并渗透进日伪高层，获取军事机密。 于是，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豪华官邸与高级俱乐部里，人们总能见到李丽的身影，她妆容精致，谈吐得体，流畅地在中文、英文甚至日语间切换，成为冈村宁次、松井石根等日军高级将领宴会上的常客。 在公众和绝大多数熟人眼里，她是一个沉溺于虚荣与享乐、不惜依附侵略者的“堕落女人”，各种骂名向她涌来，“汉奸”成了她最显著的标签。 但她必须承受这一切，因为她的战场不在烽火连天的前线，而在觥筹交错与枕席之间。 情报工作的成败在于细节，而李丽最令人称奇的本领之一，便是她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她无法像专业间谍那样携带相机或窃听器，那样风险太高。 她的方法是，在陪同日军将领，并趁对方酒醉或松懈之机，“无意间”瞥见桌上的文件、地图或作战计划，然后将关键信息，如时间、地点、部队番号、船只编号等，牢牢刻在脑子里。 回去后，她再通过隐秘的方式，将这些情报传递给上线，这种原始却极其依赖个人心理素质与智慧的方式，是她每日行走在刀尖上的写照。 在所有传出的情报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关于日军运兵船的情报，据李丽回忆录及相关叙述所述，一次，华南派遣军司令官松井中将邀请她前往广州，在某个场合，她获取了日军一批运兵船即将航行的关键信息。 这份情报被迅速传回，随后，这批共计十艘的日军运兵船在航行途中遭到精准打击，沉入海底，船上日军伤亡惨重。 这次行动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兵力调度与士气，是她在隐秘战线上立下的赫赫战功。 今天，我们已很难在官方战史中逐一核实每一艘船的具体细节，但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本身，已成为抗战时期地下情报工作的一个标志性缩影，它揭示了那些不为人知的战线上，情报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 李丽的工作不仅仅是传递情报，作为一名长期潜伏的特工，她需要不断维持自己的“人设”，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 她曾因涉嫌“日本间谍”在重庆被捕，这恰恰说明了她的双重身份在当时有多么成功，甚至迷惑了自己人。 她也需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亲朋好友的不解与断绝关系，街头巷尾的指指点点，这些精神上的折磨，或许比执行任务时的危险更令人窒息。 她随身可能携带的氰化物胶囊，无声地诉说着这份工作的终极代价——一旦暴露，不求生还，但求速死，以保守秘密。 1945年，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对立下特殊功勋的李丽来说，却可能是另一段艰难时期的开始。 像她这样有着复杂公开背景的人，很容易被胜利后激昂的民意清算，虽然据称她后来获得了军统方面授予的“忠贞勋章”，但“汉奸”的污名并未立刻洗清。 她选择了沉默，没有急于向公众辩解半分，这种沉默是复杂的，可能包含了对组织纪律的遵守，对那段不堪回首岁月的疲惫，也可能是一种看透世情的淡然——她深知，自己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其功过很难被放在阳光下简单评说。 此后，李丽淡出了公众视野，她于1955年迁往台湾，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2002年，李丽以93岁高龄去世，她的人生落幕得颇为寂静，与她前半生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身后，2010年前后，随着她的回忆录《误我风月三十年》被更多人所知，历史的另一个侧面才被打开。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位“一代尤物”，发现霓虹灯下的魅影背后，竟是一个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独特方式践行忠诚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