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起义书上都签了字，为什么到最后还是成了战犯？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他偷偷参与了一次密谋。 1949年12月8日，“最后一位云南王”卢汉正式通电起义，而在卢汉宣布起义的同时，他就下令把当时还在云南的7个国民党要员全部扣押，这其中，不仅有李弥和余程万，另外还有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 而在将这七人扣押之际，国军26军仍在负隅顽抗，并试图向昆明进攻，面对这种情况，卢汉就要求26军的直属上司李弥通知26军，要其放下武器停止进攻。 对此，李弥口头上答应的十分痛快，表示自己马上安排妻子出城向部队传递消息，而卢汉也不疑有他，随即下令让李弥妻子带着李弥的口信出了城。 很快，李弥妻子带着26军的回信返回城内，而信中的内容也不复杂，就是表示26军愿意听从李弥的命令，但希望李弥能早日返回部队，这样才方便指挥部队接受改编。 但等到卢汉派来的人带着这封信前去交给卢汉之后，李弥的妻子把李弥拉到了墙角，并掀起旗袍示意李弥看，当时在场的余程万还笑话李弥说，这才几天没见就这么猴急？但实际上，李弥妻子是让李弥看其旗袍下摆上的字迹。 这些字迹，是26军副军长曹天戈写上去的，大意是我们继续加紧进攻，这样才能逼着卢汉放李弥出来劝降。 之后果然如此，26军不断发起攻势，不只是计的卢汉考虑到李弥是该军直属上司，因此最终答应把李弥以及余程万（26军军长）都放了出去。 而在李弥和余程万出去之后，马上下令26军加大攻势猛攻，这个时候卢汉才知道中了对方的计。 那么这件事与沈醉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当时沈醉在被扣押之初，是不甘心就这么失败的，这一点，他本人在回忆录中也毫不避讳的提到过，他称自己虽说在起义书上签了字，但“并没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换而言之，就是迫于形势罢了。 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参与到了李弥、余程万的出逃计划之中，而那个在旗袍内侧写字传递消息的办法，像李弥、余程万这种科班出身的人通常是想不出来的，有很大概率也是沈醉想到的主意。 只不过，在李弥、余程万出去之后，国军随即开始猛攻，这个时候恍然大悟的卢汉自然明白了这几个人在合伙搞阴谋，在这种情况下，沈醉就被当做要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 而我们都知道，在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宣布，沈醉由战犯重新认定为起义将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是因为当时相关部门找到了一份资料，证明沈醉在当时的确也做出了贡献。 这份资料，是在卢汉宣布起义之初，沈醉曾亲笔下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除此之外，沈醉还把保密局云南站大小20多部电台和所有重要特务以及潜伏组织等明细均交了出来。 正是这个举动，成了后来沈醉被认定为起义将领的重要依据，当时沈醉是不是真心想把这些交出来我们不得而知，但确实是因为此举，最终挽救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