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后世关系一览 说起家风时，总爱拎出几处“基地”：河南康百万庄园、湖南道南学堂、广东罗浮山、北京香山诗书园。牌子上写着“传播家文化 千里共同途”“帮助当代家庭建设家风家训 让家家有本好念的经”，旁边配着“心怀家国”“敬畏圣贤”几个字。 讲解员顺势一转，就会说到梁启超和他那九个子女。 梁启超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光绪年间考中举人，在戊戌变法中走到台前，被视作维新派、新法家代表。外界给了许多称呼，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案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被收入《饮冰室合集》。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他去世，九个孩子已经铺开各自的轨迹。 这个家流传一句话，被人一再引用：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比不上孩子教育的成功；任何事业的失败，都比不上孩子教育的失败。 九个子女里，三个后来成为院士，其余也都能独当一面。 外人容易说一句“好运”，他更愿意把原因落在家风和教养上。 长女梁思顺，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做诗词研究，是中央文史馆馆员。 在家里，她是父亲的助手，弟妹们的“领班”。一九一零年代到一九三零年代，弟弟妹妹陆续远行，她去了加拿大，成了这家人在海外的中转站。那二十年间，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家书有四百多封，多半先投到她那里，再让兄弟姐妹传阅，一封信在几个人手里轮转。 长子梁思成，一九零一年至一九七二年，后来成了建筑学家，被尊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次子梁思永，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五四年，走上考古道路，做了著名考古学家，在中央研究院任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三子梁思忠，一九零七年至一九三二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回国参加淞沪抗战。 次女梁思庄，一九零八年至一九八六年，转进图书馆世界，成了图书馆学家，担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精通英、法、德、俄多门语言。四子梁思达，一九一二年至二〇〇一年，研究经济问题，在南开大学读完硕士，参与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三女梁思懿，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求学，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骨干，被称为“燕京三杰”之一，后来成了著名社会活动家。 四女梁思宁，一九一六年至二〇〇六年，早年就读南开大学，之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五子梁思礼，一九二四年至二〇一六年，投入导弹与火箭事业，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导弹控制专家、火箭系统控制专家，被视为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的创始人之一。 九个子女里，有七个曾留学海外，又无一例外回到祖国，把本事押在这片土地上。 这些走出去、又折回来的脚步，背后连着一封封家书。 家书里提得最多的，是旁人看来琐碎的小事：字要写端正，书要读扎实，课程如何搭配，学校该不该调整，专业往哪边选，将来准备干哪一行。 语气不硬，却有态度，不轻易一句话拍板。子女在回信里坦白说课程吃力，说前途迷茫，也会对父亲的看法提出疑问。信来信往之间，问题一条条被拆开，利弊说清，再加几句“你试一试”“别被吓住”，远在他乡的人心里就不那么发抖。 家书里的另一条线，是对品行的要求。 他反复写到“不惑”“不忧”“不惧”三个词，希望子女遇事有判断，不乱阵脚，有信念，不缩头。 他口中的“新民”，不是挂在嘴上的标签，而是活得像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还有一句常冒出来的意思：个人的努力要和社会的贡献绑在一起，光顾小日子算不上成大事。后来有人总结，说梁家子弟之所以能有那样的成绩，是因为从小被提醒，人必有爱国心，方能成大事，这句话听来老派，落在他们身上却不空。 一路看下来，九个孩子像九条分岔的河道。 有人守在古建筑之间，有人在考古坑边，有人穿军装上战场，有人待在图书馆和书卡里，有人钻进经济史料里，有人站在学生队伍前，有人走进新四军的队伍，有人守在发射与控制系统背后。 外头给梁启超一个“革命先行者”的称呼，他的儿女们多半成了“时代进步的追随者”，有的推着时代往前挪一步。 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 很多家庭把这句话写成条幅挂墙上，在梁家，它更像每天要照一照的镜子。 九个名字排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名人关系图”，更像一张拉得很长的网，一头系在一八七三年的那个婴儿，一头拖到二十一世纪的各种身份。 站在研修基地的长廊里，看着那串名字，有人会下意识放轻脚步，像是走进别人还在延续的一段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