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山西第一美女被抓进炮楼，一晚上遭到 50 多个日军轮番侵犯，回到村子后，村民骂她：“炮楼里的脏女！” 然而，她的一句话却让村民们沉默了…… 侯冬娥1921年出生在山西盂县西烟镇双表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早亡，母亲守着几亩薄田把她拉扯大。她生得皮肤白净，五官精致，身段匀称，十五六岁就出落得远近闻名，乡亲们私下都说这丫头美得能盖过整个山西。1936年她十五岁，父母包办嫁到高庄村李双喜家，婚后夫妻和睦，生下一儿一女。她手脚麻利，心肠又好，村里办妇救会，她第一个站出来当主任，天天走街串巷动员妇女识字、纺线、支援抗日，大家提起她都竖大拇指。 1942年初，丈夫李双喜报名参军走了，家里只剩她带着五岁儿子和刚满月的小女儿，日子过得紧巴巴。她奶水足，却咬牙把男人送上战场，自己白天挑水砍柴，夜里纺线到鸡叫。日军在高庄修了炮楼，黑影压着全村，探照灯一扫，家家户户都心惊肉跳。农历八月的一天夜里，伪保长郭孟娃为了保自己两个女儿，把侯冬娥的名字报给了日军伊藤小队。那晚鬼子冲进村，她听见隔壁哭喊，抱着孩子冲出去，看见刺刀架在几个姑娘脖子上，当场就把孩子塞给婆婆，自己站了出来。 日军把侯冬娥绑上军车直接拉进高庄炮楼最里面的窑洞。第一晚发饷，五十多个喝醉的士兵排着队从黄昏折腾到天亮，她被按在木床上，手脚勒出紫黑血痕，下身撕裂得血流了一炕。第二天她连翻身都做不到，之后三个多月成了无尽折磨，白天军官来，夜里士兵来，最多一天三十多个，发饷那天五十多是最恐怖的。她身上旧伤未好新伤又添，后来连血都流不出，只剩干疼。她摸到碎瓷片想结束，却听见日军吼“敢死就再抓十个丫头补”，她最终松了手，因为她知道自己死了，村里姐妹就得接着遭殃。 1942年底，日军把她像破麻袋一样扔在村口雪地里。她爬回家，窑洞里一股腐臭，小女儿已经饿死在炕角，瘦得皮包骨头。丈夫李双喜回来，听完经过，蹲在地上抽了三袋烟，没进门，只说领儿子走，从此再没回头。村里风向变得比刀还利，孩子们追着喊炮楼婆，妇女们见了绕道，井台上、晒谷场上全是冷言冷语，说她脏，说她不该活着。她挑水路过晒谷场，又听见那几句刺心话，直接放下扁担，哑着嗓子却一字一顿地说：“那天鬼子要抓的是你们家闺女、你们家媳妇，是我侯冬娥替了她们。”全场瞬间没人敢吭声。 战后侯冬娥一个人守着最破的那孔窑洞，靠给人缝补浆洗、捡破烂过活。针脚密得像要把所有耻辱缝进去，天不亮就爬起来纳鞋底，手指扎出血也不停。她后来收养了一个远房侄子，省吃俭用供他读书。男孩十八岁那年，在学校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回家摔碗就走，她追到村口，手里攥着热鸡蛋，壳全捏碎了也没留住人。从那以后窑洞里更冷清，只剩她一个人对着土墙发呆。村里人依旧绕着她走，她挑水肩膀压出血泡，也没人搭把手。 1991年，张双兵第一次找到她时，她已经六十九岁，坐在土炕上哆嗦着解开衣襟，露出胸腹间、大腿根那些深浅不一的疤痕，脖子上还有枪托砸出的凹痕。她摸着那些伤，一字一句说要让日本人看看他们干了什么。1992年，在张双兵帮助下，她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开身份站出来控诉的慰安妇受害者。之后几年，她带着一身病痛，五次拄拐杖去日本打官司，每次爬东京地方法院台阶都像上刑，膝盖咯咯响，却死死盯着法官席不低头。 1994年春天，高庄的山风还是那么冷，窑洞里油灯灭了。侯冬娥躺在土炕上，手里攥着那张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她梳着麻花辫，眼里有光。她没等到一句道歉，就这么安静地走了。墓碑上只有“侯冬娥之墓”五个字，干净得像她一生的委屈没留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