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北洋政府出兵海参崴，派遣“海容”号巡洋舰，陆军第9师部分官兵，一共4000人，由林建章指挥保护当地中国人。 一九一九年冬，海参崴气温降到零下三十一点四度，海面和码头冻成铁。 华侨排队往军舰走，有人背着缠足老母，有人抱着被白军砸碎的店铺牌子，脚下吱呀作响。水兵拉起缆绳当扶手，见老人孩子站不住，有士兵把棉大衣铺在冰上，自己只穿单衣站在风口，这类举动没写进文件，却成了很多人口中的细节。 这地方原本在中国东北版图上。 一八六零年签《中俄北京条约》，海参崴被割给沙俄。到二十世纪初，它成了远东港口城市，铁路、码头昼夜不停，大约三万华人聚在一带，多是山东、河北来的青壮，在码头扛麻袋，在工地修铁路，在街角开小铺子，挣的都是辛苦钱。 城里有条“百万街”，最像家。 药铺、饭馆、旅店、杂货铺挤在窄街上，招牌全是汉字，油烟味一熏，像北方小城。有人说，那是一条“远东的中国街”，既是打趣，也是自我安慰。 一九一七年风向骤变。俄国大革命爆发，沙皇倒台，布尔什维克上台，红军、白军轮流占城，谁进城谁作主。 华侨夹在中间，很快成了被随手搜刮的一群。 一九一八年三月，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馆档案记下，白军抢劫华人商铺三十七家。四月到十二月，又有四十九名华侨被杀。七月，双城子一带二十三名华工被白军成排枪决，噩耗回到“百万街”，不少人连夜收拾家当。 “德生堂”药铺也顶不住。白军持枪闯进店，把珍贵药材一扫而光，药柜敲成碎块。掌柜没处叫苦，只在账簿背页写下：“三月廿九，白军掠走全部珍贵药材，捣烂药柜。携妻儿躲地窖数日。”寥寥几字，把那几天的惊慌和窝囊压在纸上。 局面越来越糟。一九一八年五月，两百多名华侨聚在一起，联名致信北京，说“性命财产朝不保夕”，请求出兵护侨。对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来说，平时只认得讨生活，这时能抓住的，只剩“祖国”这三个字。 北京自己也紧巴。一九一七年，中国对德奥宣战，挂名站在协约国一边，在欧洲正面战场没打出硬仗，多靠劳工和物资支援。 战后想在谈判桌前多说话，总得拿出“参战记录”。 这时协约国计划对俄国大革命进行武装干涉，日本打着护侨旗号，准备往海参崴派七万三千人，美军也要派九千人。如果中国一直不动，将来在东北连插嘴的机会都少。 一边是侨民求救，一边是列强排兵，北洋政府心里那本账算得明白。 出兵，不光是护同胞，也是在协约国面前表态，还能稍稍牵制日本。一九一八年四月，“海容号”从中国沿海驶抵海参崴，舰长林建章既听统一调度，又盯着华侨退路。八月，陆军第九师第三十三团两千名官兵抵达，由宋焕章带队，加上海军，前后约四千人站上俄国远东的土地，成了干涉军里最小的一支。 兵力一比就能看出紧张。日本在这一带集结七万三千人，美军约九千，中国只有四千人，只能死守铁路要道，看住“百万街”等华人区，还要替协约国看仓库里的军需物资。 日本外务省在档案里记下一句，中国兵纪律尚可，话不多，却说明这支队伍在乱局里守住了底线。 一九一九年三月，街巷里炸开一场夜战。三十多名白军残部摇身成土匪，摸黑袭击“百万街”一家粮行。第三十三团二连守着这一片，官兵把汉阳造架在街口，打了四个小时，战报记着击毙敌人九人。天亮时，街角有个跪倒的身影，士兵李阿贵膝盖陷在冰雪里，身体已冻硬，枪还扛在肩头，华侨看见他，纷纷烧纸叩头。 同年冬天，气温又狠了一截，零下三十一点四度成了纪录，这段时间正是撤侨最紧要的时候。 《吉林陆军志》里一句话，三连二班全体冻殁于珲春边界，一整班人倒在风雪里没能踏进国门。到二〇一六年，俄罗斯学者在边境附近发现中国士兵遗骸，制服纽扣被鉴定为一九一八年北洋军装制式，这些无名骨头才和那段历史对上号。 那几年，路并不好走。一九一九年末到一九二〇年初，白军在鄂木斯克溃败，原先由其控制的铁路沿线一度成了没人负责的地带，治安乱得火车都不敢随便开。 海参崴港口封闭，撤侨只好改走中东铁路支线，经绥芬河小批量回国，车次有限，只能一车一车往里挤。到一九二〇年，统计显示，共有四千三百二十七名华侨被护送回国。 护侨之外，还有协约国交下来的差事。 有一次列车在零下二十五度脱轨，最要紧的是那节装面粉的车厢，前线军粮全靠它。士兵在雪地里用肩膀顶住车体，把车厢一点点挪回轨道，让面粉车先过去。 部队还负责看护三百多只阿拉斯加雪橇犬，喂水喂食，牵着训练。美军在感谢信里说，中国兵连雪橇犬都照顾得好，这条记录进了战报，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变成中国代表手里的一点筹码。 一九二〇年，各国干涉军陆续撤离。 陆军第三十三团为多护送一些华侨，经陆路把他们送回珲春，一直拖到六月才离开海参崴。 海军军舰在当年冬季返航。“海容号”回到中国水域后，又在长江一带巡弋数年，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它沉入江底，用船身堵在航道里截拦日本军舰，这艘老船，从海参崴到长江，一路都拴在国家命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