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贺炳炎正和江东升喝茶，侦察员匆匆来报：“发现日军中队！”江东升以为日军刚出发，便随口问：“到哪了？”答：“就快到村口了！”江东升一听，目瞪口呆：“怎么现在才说！”随即江东升看着贺炳炎，希望他去指挥，打退日军。 茶刚沏好，屋里还热乎，门口一声闷响，侦察员冲进来：“报告，一个日军中队朝这边来了！”江东升顺嘴问：“到哪了？”回话：“还有三里就进村。”小酒杯在他指间一抖，只能硬撑一句“慌什么”，目光却落在对面那个独臂司令身上。 那是贺炳炎，红军出来的老将，身上十二处致命伤，右臂在战场上锯掉。 江东升的路子是另一头。一九三七年前后，东三省沦陷，东北军南撤，他在五十三军一六五团三营七连当排长，连长魏武耀抗日软、克扣军饷硬，那年九月扣掉四分之一，士兵堵着他说“干脆把人办了”。 他咬牙，把魏勒死埋掉，对外只说“魏连长开小差了”，带着一百多人脱离部队。 离队就断了军饷，他领着这帮人打土豪、要钱，遇上小股日军辎重队也敢咬一口，不滥杀，也不算正规。 廊坊一带地主看中这股人马，让他当三十六村保卫团总指挥，钱和枪都包。江东升一算，弟兄有饭吃，村子有人守，自己也成“江司令”，就这么站住。 一九三八年，河北游击军扩展到六万多人、十三路大军。 江东升的队伍滚到五六千人，对外号称上万人，又挂上“第十三路军司令”的牌子。也是这一年，八路军一二〇师奉命东进，在冀中开辟根据地。 贺炳炎带三支队打头，在板家窝一仗重创大清河一带日军，几仗连胜，各路自卫队纷纷来投。 上级把江东升部收编为冀中军区第六支队，他当司令，唐保蘅任政委。 有了政委，他心里就别扭。 散仗打久了，不习惯旁边坐个能在军事、政治上一起拍板的人。 一九三九年开春，一二〇师三支队又到河北，贺炳炎、余秋里一起加强六支队领导，他那点山头气被点着，盘算挂“华北民众自卫军”的牌子，想回到“听调不听编”。 四月八日夜，他借“剿匪”名义拔营，号称八千人的队伍连夜撤出原阵地，冀中防线空出一块。 四月九日清晨，河北雄县雾气未散，余秋里站在三支队司令部门口，只吐四个字：“江东升跑了。”贺炳炎说：“不能让他走，我去劝。”政委拦他，他回：“真要投敌，带一个团也拦不住。”背起匣子枪，叫上警卫排长刘宾，两个人、两匹马，追了出去。 追上以后，就是这一桌茶。江东升远远看见只有两个人，先惊，随即有点轻视。 眼前这个人右袖空空，左臂满是疤，个头不高，笑得稳稳的。嘴上叫着“贺司令”，沏茶时却端出小酒杯，在北方算不上讲究。 贺炳炎像没看见，慢慢把话说到抗日和统一指挥上，他嘴里“困难”“条件”来回绕，就是不松口。 侦察员这一闯，把气氛拧紧。 日军中队正在逼近，只剩两三里路。江东升嘴上说“不就是一个中队”，手里茶杯却磕出细响，他知道自己以前打的多是伏击、偷袭。贺炳炎顺口一句：“你这支队几千人，对方一百来号，有什么好怕的。”听着像客气话，刺得人心里直凉。 江东升闷声认了句“硬仗不多”，话刚出口，刘宾接上：“给三百人，就能把这股鬼子打回去。” 桌上安静了一会。江东升斜看这个警卫排长，半信半疑。贺炳炎淡淡说：“他不乱吹。”江东升犹豫一下，还是点头，把三百人交出去。 刘宾带人一走，村口很快响起密集的枪声。贺炳炎举起酒碗，让人继续上菜，只说“来，喝酒”。江东升陪着举杯，心却在外头，又悄悄吩咐人准备，一旦守不住就敲锣突围。 酒喝到一半，两人说起伤。江东升提自己挨过两次，多是皮肉伤。贺炳炎掀衣服，让他看满身疤，说自己挨过十二处致命伤，右臂也是那样锯掉，只留一句“挨打多了，本事就长了”。一仗仗都是硬仗，一个排长都能独当一面。江东升听着，知道自己那点游击本事，放在这张桌子上分量不够。 村口枪声忽然停住，像被人一把按住闸。 紧跟着锣鼓声响起，远处有人喊“日军跑了”。刘宾掀帘进来，汇报得很干脆：己方伤六人，打死日军八名，伤敌不详，缴获枪支三十五支。 这一仗，从敌人空当插进去搅乱，再三面压上，打得不花哨，却利索。 这桌酒再端不出山头气。江东升收起架子，一杯杯敬过去，说自己心服口服。 一个月后，第六支队并入三支队，改编为第八团，这是他主动提的条件：愿意当团长，把司令的位置让出来。 一九四零年春，他旧毛病复发，暗中同日伪勾连，打起“两边拿饷”的主意。 冀中军区这回不再端茶劝说，司令员常德善下令处决。 那年冀中多雾，那张小桌、那几只茶碗早就散了，剩下的，是档案上几行字，把那年四月的茶水和枪声压在纸里，慢慢变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