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路过天安门，转头就看到了自己的画像挂在城楼之上，于是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真是可怜啊！”为何主席会有这样的感叹呢？ 1974年的秋天，金黄色的夕阳给北京城镀上了一层余晖。一辆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车内的毛泽东透过车窗，目光定格在了天安门城楼正中央那幅巨大的画像上。 看着画中那个穿着中山装、目光炯炯的自己，这位老人的眼神里没有傲慢，反而流露出一丝无奈和孤独，他轻轻叹了口气，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开起了玩笑：“你看我多可怜，整天在这里风吹雨淋，连家都回不去。” 这句看似幽默的自嘲，恰恰道出了他心底最深的纠结。在旁人眼中，画像高悬是一种无上的荣光，但在毛泽东看来，那更像是一种被迫的“脱离”。 他对这幅画像有着一种复杂的抵触情绪，他曾打趣说，底下的哨兵站岗一两个小时还能换个班，自己却要无论寒暑、日日夜夜地陪着在那儿“站岗”。 这种对于“高高在上”的警惕，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人民的一员，应该站在人堆里，而不是挂在墙头上。 事实上，对于那面朱红色的城墙来说，它见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更是历史的轮转。早在1912年，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画像装进精致的相框，第一个挂了上去。 后来，那里挂过孙中山，也挂过蒋介石。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还曾强行在那儿贴满刺眼的宣传标语，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孙中山的画像才短暂地回归。 甚至在1953年3月，为了悼念斯大林逝世，这面墙上还破天荒地挂过一天的外国领导人画像。每一张面孔的更替，都对应着一个时代的剧变。 正因为看惯了这种历史的无常，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始终保持着清醒甚至反感的态度。建国初期，沈阳有人提议给他铸造铜像，他立刻批示这“影响不好”；1954年有人要给他发勋章，他直接拒绝。 当看到各地热衷于制作像章、铸造雕像时，他甚至因为心疼这一笔笔开销而发火——在他眼里，把本来就有限的铜用来铸像简直是巨大的浪费，不如把这些钱拿去搞建设、抓生产。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革命成功靠大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哪怕是后来天安门这幅画像的定稿，也是经历了反复的波折。最初年轻的画师们设计的是戴着八角帽的形象，后来为了庄重才改成了现在的中山装。 即便最终妥协挂了上去，每当他在大会堂或是普通人家里看到自己的照片无处不在时，那种不安感就会冒出来，甚至劝说老乡们把画摘下来。 如今，这幅画像已经成了国家符号的一部分。每天清晨天刚亮，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架着云梯上去细心擦拭，用的都是最先进的防护技术来抵御风霜侵蚀。 逢年过节，画像前总是挤满了从天南地北赶来合影的人群。而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时，画像上那双温和的眼睛，依然静静注视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 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这不再关乎个人的“可怜”与否，而是一个民族对于那段艰难奋斗岁月的集体记忆与致敬。 主要信源：（共产党员网——《共和国符号》天安门毛主席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