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3军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中政委、参谋长都是空降的，政委乔学亭来自50军，就任前是该军副政委，参谋长原任绵阳军分区司令员，两人都是升职。 乔学亭的军事生涯起步于1938年，当时他从山东省肥城市加入部队，并同年成为党组织成员。早期，他从基层岗位做起，担任过班长和排长，在抗日战场上执行过多项巡逻和情报任务。解放战争期间，他逐步升任分队长和指导员，参与了多项战役，负责支部建设和部队管理。1949年后，他进入第18军52师，在高原地区执行任务。1959年中印边境局势紧张时，他组织部队修建工事和阵地调整。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他所在单位推进迅速，协调后勤补给，确保部队顺利完成目标。战后，部队番号调整，他转入第50军149师，先后担任政委等职，积累了思想工作经验。1978年前，他已升任第50军副政委，负责军内多项事务。这一经历为他后续调整奠定了基础。 王心前的军旅经历同样源于第18军系统，早年他参与过多项地方军事工作。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他所属单位是第149师的一个团，执行过火力支援和阵地推进任务。战后，他逐步转向分区管理，1978年前担任绵阳军分区司令员。在这一岗位上，他负责民兵训练、后勤协调和边防巡查等多项事务。绵阳军分区位于四川中部，地形复杂，他需要处理山区训练和物资运输问题。这些工作帮助他积累了组织协调能力。分区时期，他还参与过部队与地方的协作，确保军事准备与地方发展相结合。王心前的升迁路径体现了军队干部的梯队培养机制，从一线作战到后方管理，再到高层指挥。 1978年的领导班子调整发生在第13军移防入川后不久，这一变动打破了该军多年来主要领导从内部选拔的惯例。乔学亭从第50军空降而来，升任政委；王心前从绵阳军分区调入，升任参谋长。两人均为外部任命，这在部队中引发了议论。官兵对50军的起义背景持有不同看法，认为不如第13军的红军传统。第13军作为老红军部队，自认为根基稳固，这种心态在移防后更为明显。调整后，新班子需要面对部队内部的适应问题。乔学亭到任时，察觉到来自各方面的异样目光，包括怀疑和保留态度。在一次会议上，他直接指出部队无特殊之处，强调统一行动。王心前则通过实地检查推进融合，逐步调整训练计划。这一调整体现了军区对部队领导的优化意图。 新班子磨合过程涉及多项日常工作，乔学亭和王心前与原有军长阎守庆一同审阅报告，讨论部队部署。阎守庆作为军长，有着丰富的指挥经验，早年参与过多项战役。班子成员多次碰头，标注关键点，确保指令清晰。部队官兵通过演练逐步适应变化，如野外拉练和后勤检查。这些步骤帮助稳定了班子内部关系。第13军在成都军区内的定位也随之强化，与其他军的协作增加。调整的背景是军区整体改革的需要，当时成都军区负责西南边防，领导变动旨在提升部队响应能力。乔学亭的50军背景带来了新的管理思路，王心前的分区经验补充了后勤短板。这一时期，部队还面临装备更新的压力，需要协调资源分配。 1978年底，第13军新班子迎来实战检验，部队奉命前往云南，投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准备。这一作战是针对越南边境侵扰的回应，第13军负责河口方向的任务。部队集结后，组织了阵地检查和补给协调。1979年2月17日，战斗正式打响，第13军上万士兵渡过红河，推进迅速。作战中，各单位攻占目标，控制伤亡。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下发通报，号召学习第13军经验。这次作战歼敌超过8000人，俘虏数百名，体现了班子的协作效率。第13军在西线表现突出，阎守庆指挥下，部队伤亡相对较小。杨得志作为司令员，对部队战绩给予肯定，文件在军内宣读。这一战斗验证了调整的有效性。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第13军的具体表现包括多个师的协同行动。第37师、第38师和第39师分别负责不同地段推进。第37师在河口一线突破防线，歼敌较多。第38师协调炮火支援，确保火力覆盖。第39师处理残敌清剿，巩固阵地。整个军共歼敌8075人，其中毙敌6175人，伤敌1441人，俘敌459人。这一数据在西线部队中居前。作战后，11%的集体和9%的个人获表彰。这反映出部队的训练水平和领导决策的准确性。第13军与其他参战部队如第11军、第14军相比，伤亡控制更好。杨得志的通报强调了学习第13军的经验，推动了军区整体提升。 战后，乔学亭升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继续负责相关工作。他在这一岗位上处理多项事务，直至退休。2011年，乔学亭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他的生涯跨越多个时期，从抗日到边境作战。王心前则在军中担任其他职务，延续军旅生涯。第13军在作战后继续驻扎四川，参与后续边防任务。阎守庆战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96年病逝。这一结局体现了军队干部的职业路径。部队的调整和作战经历，成为军史的一部分，影响了后续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