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的立场很重要！立法者要从国家整体出发，以广大人民立益为先，为绝大多数想法，用法律震慑违法者，使其心存敬畏，而不是温情处处为违法者开脱。 可立法要是站错了队，后果能有多糟？去年国务院督查组曝光的几件事，看得人上火。湖北黄石、黄冈等 5 个市，居然规定保险公司必须在本地设分支机构，才能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业务。 这不明摆着把外地保险公司拒之门外吗？农民工工资保障是多数劳动者的正义权益，结果地方为了护着本地少数机构的利益，硬是给设了门槛。 要是立法者当初点头认了这规矩，那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的风险就高了，少数机构倒能躺着赚钱，这就是典型的 “非正义压过正义”。 还有广东中山坦洲镇，有个清淤项目招投标居然指定交易对象，根本没走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本是为了让多数企业公平竞争，结果少数人搞 “暗箱操作”，不仅坑了其他企业，最后埋单的还是纳税人 —— 项目质量没保障，花的钱还多。 这些地方政策之所以被整改，就是因为违背了 “多数人权益优先” 的立法原则。立法者要是在制定上位法时就给地方保护留口子，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成了空话，多数企业和消费者都得吃亏。 更要警惕的是 “打着保护旗号的本末倒置”。比如有人替违法企业喊冤，说 “罚款太重影响生存”，可要是立法者真听了这话，降低违法成本，就会有更多企业跟风造假。 之前食品安全法没修订时，有的企业掺假被查，罚几万块就了事，结果造假屡禁不止；后来立法者加大处罚，有的企业一次被罚几百万，立马就不敢动歪心思了。这说明，对违法者的 “温情”，就是对多数受害者的 “冷酷”。 有人可能会问：“优先保护多数人，那少数人咋办？” 这里得把话说清楚：立法者要保的是 “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不是 “少数人的非正义诉求”。残疾人权益保护的案例，就把这界限划得很明白。 重庆有个案子，潘某瘫痪后被丈夫用离婚协议骗走了房子，法院直接撤销协议，把房子判给了潘某。潘某是肢体二级残疾，属于需要特殊照顾的少数群体，她的财产权是合法权益，立法者在《残疾人保障法》里早就明确要保护。 还有深圳那个企业，因为残疾人李某体检有 “窦性心动过缓” 就拒录，最后赔了钱还得道歉。这些判决背后，是立法者的清晰立场：少数群体的合法权益，不仅要保，还要优先保，但前提是这权益是正义的。 反过来，要是少数人的诉求不合法，再怎么闹也不能迁就。比如有的小区少数业主占着公共绿地种菜，说 “这是我的使用权”，可多数业主需要绿地休闲，立法者就明确公共绿地归全体业主共有，占绿地就是违法。 最高法有个指导案例更典型：重庆一个小区车位配比 1:0.3，特别紧张，有个非业主手里攥着 73 个车位被法院查封，最后法院没整体拍卖给少数买家，而是拆成单个卖给小区业主，每户只能买一个。 这既保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更满足了多数业主的停车需求，完美体现了 “优先保正义、保多数，兼顾合法少数” 的原则。 立法者的立场不是喊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条法律条文的细节里。食品安全法修订时，立法者没搞 “大而全”，而是盯着 “罐车运输”“婴幼儿液态乳” 这些具体问题补漏洞，这就是把多数人安危放在心上。 《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 APP 必须给用户 “便捷的撤回同意方式”，不能用 “注销账号” 逼用户就范，这就是站在多数用户的角度想问题。 要守住这立场，立法者得过两道关：一是 “不被少数利益集团游说”，有的企业为了少受监管，花大价钱找关系，立法者要是扛不住压力，就可能在条文中留 “后门”。 二是 “不被虚假民意绑架”，有的违法者装可怜博同情，立法者要是被情绪左右，就可能弱化处罚，损害多数人利益。 其实立法者的立场，说到底就是 “站在国家整体看问题”。就像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立法者没纠结于 “骗子会不会被重判”，而是盯着 “怎么保护上亿潜在受害者”，规定了银行、运营商的反诈责任，实施后电诈案件下降了不少。这就是对的立场：法律的刀子要对准违法者，盾牌要护着多数人。 说到底，立法者的立场就是法律的 “底气”。立场对了，哪怕条文少，也能管住大问题；立场歪了，条文再细，也挡不住乱象。 从罐车运输的许可，到 APP 的隐私权限，再到小区的车位拍卖，这些事儿都在提醒我们：立法者必须把 “国家整体”“人民利益” 刻在心里，优先护正义、护多数，对违法者坚决说 “不”。 要是哪天立法者开始给违法者找台阶，给非正义诉求开绿灯，那法律就会失去民心，最后没人再信法、守法。这道立场的底线，谁也不能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