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汉奸王铭发现日军即将进村，就带人在村口敲锣打鼓，欢迎日军进村，谁知日军走到村口时，他脸色大变：“怎么是八路军！”这戏剧性的一幕在冀东平原的抗日战场上并不少见，但王铭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投名状”会变成催命符。 当时他正站在土坡上扯着嗓子喊欢迎词，看见领头军官熟悉的眉眼时，手里的铜锣“哐当”掉在地上，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似的瘫软下去。 王铭本是张庄子村的地主，家里有几十亩地和两个铺面。 日军扫荡那年，他看着邻村地主被抄家，本来想带着家当跑，但后来发现跑哪儿都躲不过战火。 无奈之下，他选择了一条最省心的路，投靠维持会，靠着告密村里的抗日分子换来了暂时的安稳。 这次听说日军小队要来“视察”，他特意杀了家里唯一的肥猪，让佃户们连夜打扫村口，想着把场面做足了，好讨个维持会长的差事。 村口的队伍越走越近，黄呢子军装在太阳底下泛着光，刺刀上的反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王铭眯着眼睛数人数，总共二十几个，跟之前联络员说的人数对得上。 他弓着腰往前凑，想跟领头的太君握手，却被对方腰间的驳壳枪晃了神，这枪套上的磨损痕迹，怎么看都像是八路军常用的款式。 等看清那人胸前口袋露出的钢笔时，王铭的冷汗“唰”地下来了，那支派克钢笔还是去年他给八路军伤员治伤时见过的，笔帽上有道裂痕。 “王掌柜挺积极啊。” 领头的军官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带着穿透力。 王铭腿一软跪在地上，这口音分明是本地人，哪有半点日本腔。 他想喊人反抗，却发现身后的佃户们早跑得没影了，只剩下几个同样吓傻的伪军。 原来丁振军带着队伍换上缴获的日军军服，就是算准了王铭会通风报信，故意让他把“欢迎仪式”变成瓮中捉鳖。 丁振军当时正担任冀热辽边特委第四地委书记，带着武工队在盘山根据地打游击。 那段时间日伪据点修得跟炮楼似的，每走十里地就能碰上一个。 夜间行军容易踩响地雷，白天走大路又怕暴露，思来想去才决定冒这个险。 队伍里正好有个懂日语的学生兵，一路上用半生不熟的日语应付关卡盘查，没想到真蒙混到了张庄子村口。 王铭被捆起来的时候还在嘟囔：“我有情报，我知道皇军的粮仓在哪儿。” 丁振军没理他，让人搜出他藏在鞋底的联络名单，上面记着附近八个村子的抗日积极分子。 这种人留着就是祸害，当天下午就在村西头的老槐树下开了公审大会。 村民们没人替他说话，倒是有人提起他上个月把自家闺女卖给伪军小队长的事，唾沫星子差点把他淹死。 处理完王铭的事，丁振军没敢久留。 他知道日军联络员发现不对劲肯定会报信，连夜带着队伍往杨家营转移。 本来想在那儿开个干部会议，研究秋季反扫荡的方案，没想到会议刚开始半个钟头，村外就响起了枪声。 后来才知道，是另一个汉奸偷偷用鸡毛信告了密，日军调集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围过来。 突围的时候丁振军走在最后，为了掩护伤员，他把马让给了卫生员，自己带着警卫员往山梁上撤。 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他的胳膊被子弹擦破了皮，血顺着袖子流到手上，握枪都打滑。 翻过三道山梁后，警卫员发现他掉队了，回去找的时候，只看见他靠在石头上，胸口插着把刺刀，手里还攥着半张作战地图。 丁振军牺牲那年才31岁，从1936年入党到牺牲，整整八年时间都耗在冀东的山沟里。 他老家在迁西县，父母都是农民，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村里人都说他傻，放着教员的安稳日子不过，非要扛枪打仗。 现在迁西县还有所振军中学，学生们每天晨读前都会集体朗诵他写的日记：“我们这代人多吃点苦，下一代就能多享点福。” 像张庄子村这样的事，在抗战时期的华北农村多如牛毛。 汉奸们总以为投靠日本人能保住家产，却忘了覆巢之下无完卵。 丁振军他们这些八路军干部，靠着老百姓的掩护在夹缝里生存，有时候一碗热粥、一件旧棉衣，就能让队伍多撑几天。 这种军民拧成一股绳的劲儿，怕是日军再怎么扫荡也打不垮。 如今去冀东烈士陵园参观，还能看到丁振军的遗物：磨得发亮的皮带扣、缺了口的搪瓷缸，还有那支带着裂痕的派克钢笔。 讲解员说，这钢笔后来跟着他打了二十多场仗，笔帽上的裂痕就是在一次伏击战中被弹片崩的。 如此看来，有些东西比性命还重要，就像王铭选择了苟活，最终落得身败名裂，而丁振军选择了牺牲，却活成了一座丰碑。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当年那些穿着粗布军装的战士，是怎么凭着土枪土炮把侵略者赶出去的。 前阵子去唐山出差，正好赶上当地搞红色教育活动，中学生们穿着八路军军装在山路上行军，背着模拟步枪，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 有个小姑娘累得蹲在地上哭，老师给她讲丁振军的故事，她抹把眼泪又站起来跟着队伍走。 毫无疑问，这种精神总会有人记得，就像村口的老槐树，根扎在土里，枝叶却能伸向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