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9年，北宋新州的一间荒凉客栈里，发现一具奇怪尸体，一位75岁的老人孤独

公元1099年，北宋新州的一间荒凉客栈里，发现一具奇怪尸体，一位75岁的老人孤独死去，他衣衫褴褛，身无一物，唯有一卷苏轼诗稿紧贴胸前。无人知晓他是谁，又为何死在这南国的瘴疠之地。直到一年后，一位遇赦北归的谪官途径此地，才揭开了这个震撼人心的谜底：这位老人，是从蜀中徒步三千余里，只为探望两位被整个朝廷遗弃的学生的老师——巢谷。而他那未竟的旅程终点，是“天涯海角”之外的海南岛…… 当朝廷关于苏轼、苏辙贬谪岭南的邸报传到蜀中时，绍圣四年的春寒尚未褪尽。巢谷在眉山简陋的居所里沉默地坐了许久，案头那卷苏氏兄弟早年赠他的诗稿墨色已有些黯淡。这位七十三岁的老人做出了一个令乡里震惊的决定：他要徒步南下，去探望两位正处人生绝境的旧友与学生。 彼时的政治气候极为严酷。绍圣年间，章惇等新党大臣重掌朝政，对元祐旧臣展开系统性的清算与迫害。苏轼先被贬惠州，再贬至海外儋州；苏辙则被贬至循州（今广东龙川）。朝廷明令，元祐党人不得擅离贬所，其亲友门生亦多受牵连，世人避之唯恐不及。正是在这种“师友道丧”的背景下，巢谷的义举才显得如此孤绝。 巢谷与苏氏兄弟渊源深厚。他字元修，眉山同乡，早年便以学问气节闻名，虽未取得显赫功名，却深受苏轼、苏辙敬重，二人待之以师友之礼。在汴京时，他们常有诗文往还；当苏轼、苏辙兄弟名满天下时，巢谷始终是那个可以直言切磋的诤友。 老人出发的具体日子已不可考，只知应是元符元年（1098年）末或二年（1099年）初。从眉山到循州，直线距离超过三千里，实际跋涉更远。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以何种毅力完成这段旅程，史料记载寥寥，唯苏辙后来所撰《巢谷传》提供了珍贵线索：“闻者皆笑其狂”。 可以想见的艰难是确凿的：他须溯长江、越洞庭、穿湘中、翻五岭。宋代岭南地区仍被视为瘴疠蛮荒之地，贬官至此往往凶多吉少。沿途关津盘查严密，对与贬官有关联者尤其警惕。巢谷没有选择相对安全的官道或商路，很可能是为避人耳目，多走山野小径。苏辙记载他“橐中有钱数百，舍不得用”，沿途靠为人治病、书写信件换取食宿。这位通晓医术与书法的老人，以最原始的方式维持着漫长的旅程。 元符二年春末，当这个“面目黎黑，衣裳破弊”的老人突然出现在循州苏辙的贬所前时，苏辙的震撼与悲喜交加可想而知。彼时苏辙处境极为困顿，居于偏僻僧舍，生活拮据，精神苦闷。巢谷的到来，不仅是故人之慰，更是气节之证。苏辙在《巢谷传》中深情回忆：“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巢谷取出精心保存的苏轼诗卷，这对沦落天涯的师生，在岭南的潮湿空气里，重温着汴京的文采风流。 然而巢谷的心愿尚未完全达成。当得知苏轼仍在更为遥远荒僻的海南儋州，他立即表示要渡海前往。苏辙“止之不可”，只能含泪为他筹措盘缠。临别时，巢谷坦言：“我视万里犹咫尺也。昔在眉山，子瞻尝谓我‘风义可钦’，今其父子兄弟皆在难中，我虽老，能无一行乎？” 巢谷转而东行至新州（今广东新兴），计划由此渡海前往琼州，再赴儋州。然而长途跋涉已耗尽他最后的生命力。抵达新州后，他一病不起。苏辙记载了那个悲壮的结局：“至新州，未几病卒。年七十有五。”当地一位姓顾的士人感其风义，出资将他安葬。病逝前，巢谷将随身携带的苏轼诗稿托付给顾君，嘱其日后有机会交还苏辙。 元符三年（1100年），政局变动，苏轼、苏辙相继获赦北归。苏辙行至新州时，特意寻访巢谷葬处，在荒烟蔓草间找到了那座孤坟。他抚碑痛哭，写下《巢谷传》，使这段几乎被湮没的义行得以流传后世。文中痛切写道：“使士大夫皆如巢公，师友道岂遂丧乎？” 巢谷万里访苏的故事，在宋代士人笔记中屡被提及，成为那个黑暗时代里一盏微弱却不灭的道德灯火。他没有显赫功业，没有传世巨著，仅仅凭借一次不计生死、不求回报的探望，便在历史中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无数门生故旧在政治风浪中转身离去时，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用他最后的生命旅程证明：在变幻的党争与易逝的荣华之外，还有一种更恒久的东西，叫作“不负”。苏轼诗词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