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早上，天刚蒙蒙亮，南充去岳池的土路上结着薄霜。 杨进兴把行李往肩上又勒了勒，妻女跟在后面，布鞋踩过冻土，咯吱咯吱响。 他回头瞪了眼妻子田德俊，她刚又在小声嘀咕，说他不该带着一家人躲，好像路上的风都能听见那些没说出口的“孽”字。 他摸了摸口袋里那块镶钻的大手表，金属壳子冰得硌手——这是从重庆逃出来时，唯一没舍得扔的东西。 遇见几个农民时，他赶紧挤出哭腔，说自己叫杨大发，广安人，做水果生意被逃兵抢了，想找个地方落脚。 农民看他拖家带口的，心一软，就把他们领到青林村暂住。 第二天，他掏出银元摆酒席，请保长、甲长和邻居吃饭，席间把“惨事”说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村里人信了，村长还帮他办了户籍，乡亲们一起动手，给他盖了间土坯房。 他学着租地干活，天天下田插秧，跟着抬滑竿、拉板车，嘴上说自己不认字，开扫盲班却第一个报名。 土地改革时，他比谁都积极，被划为贫农，分到田地和房子；后来当互助组组长，开会抢着发言，句句不离拥护新政府，活脱脱一个“进步农民”。 可村民滕明清记得，这人说话带着外地腔，皮肤白净，走路抬头挺胸，怎么看都不像种庄稼的。 滕明忠也觉得怪，这个自称不识字的人，会拿树枝在地上写字，说话文绉绉的，像是念过书。 谁能想到，这个在田里插秧的“劳模”，手腕上曾戴着镶钻手表？ 他老婆更扎眼，刚来时穿旗袍、烫着头，像城里太太，后来才换上粗布衣裳。 真正出事，是因为几根嫩苞米。 那天田德俊偷吃了几根，被他劈头盖脸一顿骂，两人吵得整个院子都听得见。 她一时气急，脱口而出：“你做了那么多孽，有本事就去政府交代自己的特务历史！” 隔墙的邻居听得清清楚楚，早先还有人记得，初见时她就低声劝过他“别再装了”，被他狠狠瞪了回去。 这些零散的话，后来都成了锁死他的证据。 1953年全国普选，乡里核对选民资格，按他报的“广安县代市场”发函核查，回信只有三个字：“查无此人”。 南充公安局顺着田德俊这条线追到重庆，找到她的养母。 老人叹了口气：“女婿叫杨进兴，以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当官，常带着手枪手铐抓人。” 再往前翻资料，一个血淋淋的名字浮出水面。 这人1917年生，23岁加入军统，做过戴笠的警卫，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绰号“猫头鹰”。 罗世文、车耀先在他手下就义，焚尸时那句“给他们洗洗澡”是他吩咐的；1947年电刑机坏了，他抄起十字镐就往犯人头上砸。 1949年9月6日松林坡，杨虎城挨的那几刀、小萝卜头身上的那一刀，都是他干的；渣滓洞“十一二七”大屠杀，几百名革命志士倒在血泊里，他是主凶之一。 要抓这样的老特务，难的是他极少留下影像。 公安机关想出个主意：以评先进合作社为名，组织青林村社员拍大合影，推荐劳模去南充开会，要求所有骨干到场。 他是互助组长、劳动模范，只能乖乖站到镜头前。 这张照片连夜送到重庆监狱，徐远举、周养浩和白公馆幸存者一看，不约而同指认：“这就是杨进兴！” 1955年6月，抓捕行动开始了。 区里通知“杨大发”去汇报少秧密植经验，路上女干部故意说行李太重，请“劳模”搭把手。 他挑着四十多斤东西走了几里山路，气喘吁吁爬上区公所台阶。 这时有人在背后喊：“杨大发！” 他下意识应了声“到”，三名侦察员立刻上前，手铐“咔嗒”一声锁住那双沾满鲜血的手。 “杨进兴，这回你跑不掉了！” 他低头认命：“没想到逃了六年，终究落网。” 审讯时，他承认自己手里有三百多条人命。 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公开宣判，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那些没能亲眼看到新中国诞生的英烈，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杀人魔头，终究没能躲过审判。 那双曾勒紧行李带的手，此刻被手铐勒出红痕，就像他怎么也甩不掉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