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他说正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了老百姓的身上，这就是当时的赤脚医生，普及医疗，普及教育，消灭血吸虫病等。从而让当时的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 这话可不是随口奉承，这位以理性客观著称的学者，早在《饥饿与公共行动》里就把账算得明明白白： 他既没回避历史问题，更没忽略毛泽东时代中国在民生领域的硬投入，甚至直言中国在资源分配上比同时代的印度公平得多，这直接让中国人的健康状况甩出邻国一大截。 最典型的体现便是赤脚医生的出现。 那会儿国家底子薄，大城市的医院屈指可数，农村更是连块像样的药瓶都难找，孩子发烧靠土办法捂汗，妇女生孩子全凭接生婆的经验，死亡率高得吓人。 但政府硬是把资源往最基层砸，选些热心好学的年轻人培训几个月，背着药箱就成了村里的健康守护神。 这些人懂点草药知识，会处理感冒发烧、包扎伤口，虽然不是大专家，却把常见病挡在了恶化的门外。 到 70 年代末，大部分农村人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把中国这套模式当成典范，这可是后来医疗改革一度 “不成功” 时再也没重现过的荣光。 普及教育的力度更让人惊叹，新中国成立时文盲率高得吓人，农村里十个人九个不识字，记工分靠画圈，看家书得求外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大有人在。 但政府没等经济起飞就急着扫盲，把课堂搬到了地头、车间甚至炕头。 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以前就 9 个识字的，记工常算糊涂账，后来办起记工学习班，教的全是农活、农具相关的字，两个半月就有 92 人能自己记工账，这经验还被推广到全国。 那会儿还有“速成识字法”，十五天能认一千多个字，战士、工人、农民都能学，连妇女都组成“炕头学习小组”，借着煤油灯补文化。 所谓“以民教民，能者为师”，儿子教父亲、夫妻互教的场景到处都是，没用多少年，上千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以前连存折数字都看不懂的人，慢慢能读报纸、写家信了，这种变化可比单纯的经济增长实在多了。 消灭血吸虫病更是把资源用在刀刃上的典范。 以前江南水乡不少地方被称为“瘟神窝”，钉螺到处都是，人一接触疫水就染病，肚子肿大、四肢消瘦，有的村子一半人都被拖累得干不了活。 政府没只喊口号，而是调动人力物力搞全民防治：组织群众下田灭螺，把沟渠硬化改造，让钉螺没地方孳生；派医疗队挨家挨户普查，免费给病人治病，连偏远山村都不漏过。 江西余江曾经疫情严重，经过几年治理率先消灭血吸虫病，毛主席还专门写了《送瘟神》庆贺。 就像后来铜陵义安区那样，以前人群感染率接近三成，通过清淤沟渠、封洲禁牧，硬是连续十几年没再出现本地感染病例。 这种从源头切断传播链的做法，比单纯治病救人更彻底，要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调动这么多资源干这种“慢工活”，足见对老百姓健康的重视程度。 阿马蒂亚・森看得很透彻，那会儿中国虽然不富裕，却把有限的资源真正投向了最需要的地方。 医疗不是只为城里人服务，教育不是只给有钱人开绿灯，防疫不是只保重点区域，这种普惠性的投入，让普通人的健康和文化水平实实在在提了上去。 不像后来有些时候，医疗资源往大城市挤，看病得掂量钱包，扫盲的热情也淡了下去，反倒让印度在预期寿命上追了不少差距。 说穿了，那会儿的投入或许没换来立竿见影的 GDP 增长，却给中国人的身体和头脑打下了好底子，这正是森佩服的关键。 真正的发展，从来都是先让人活得有尊严、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