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员李白被捕，日军还在他的住所搜出了一台收报机，李白却说：“我是无辜的，这是收音机，不是收报机！” 日本人肯定不信邪，为了坐实李白的罪名，特意从日本国内调来了无线电专家进行技术鉴定。结果这一鉴定，把日本专家都整蒙了。从线路上看，这玩意儿确确实实只能收音，发报功能那是完全“不存在”的。日本人没辙，找不到实质性证据，关了李白8个月，最后只能把他放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是日本人眼瞎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李白的手艺实在太高超了。 早在他刚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当时的电台功率大，足足有100多瓦，虽然能把信号发到延安，但那动静也大，一发报，隔壁邻居家的电灯泡都会跟着闪。这在鱼龙混杂的上海弄堂里，等于就是告诉别人“我有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隐患，李白跟着他的师傅涂作潮日夜钻研，硬是搞出了一项“黑科技”：把100多瓦的大功率电台，改装成了只有10多瓦的低功率设备。 更绝的是，他和师傅把发报的关键部件做了伪装，拆下来就是个普通收音机，装上去才能发报。那个日本专家看到的，正是被李白动过手脚的“半成品”。这就叫艺高人胆大，技术过硬就是最好的防弹衣。 说起李白这个人，其实他出身挺苦的。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原名叫李华初。别看他后来玩无线电玩得这么溜，其实他15岁入党，后来参加红军，是在部队里从零开始学的技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组织上看中了他的技术和忠诚，把他派到了上海。 哪怕是现在，咱们想想都觉得难。一个人，背井离乡跑到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要把情报发回几千里外的延安，这中间隔着的不仅是距离，更是生与死的界线。这不仅仅是技术活，更是心理战。 为了掩护身份，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个“假老婆”。1939年，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接到命令，去和李白假扮夫妻。刚开始两人那是真尴尬，据后来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回忆，那时候母亲睡床上，父亲就打地铺睡地上。只要一听到外头有动警报，或者查户口的来了，李白就得赶紧把被子卷起来塞柜子里，装出一副两口子过日子的样。 这种日子过久了，那是真能见人心的。两人在同一个屋檐下，面对的是同样的生死考验，一来二去，假戏真做，经组织批准，他们真就成了革命伴侣。这种感情，比咱们现在谈情说爱那是厚重太多了，那是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信任。 1942年那次被捕释放后，李白并没有选择撤离。相反，他玩了一把更大的，打入敌人心脏。他化名李静安，居然混进了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当上了报务员。什么日军的动向、美军的意图、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延安。 时间来到1948年，那时候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开始疯狂反扑。他们引进了美国人的最新技术——分区停电加雷达侦测。这招非常阴损，把上海划成几个区，轮流停电，只要哪个区停电了还有信号传出来，或者一恢复供电信号就出现，立马就能锁定位置。 1948年12月30日凌晨，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窗外寒风呼啸。李白手头有一份绝密情报必须立刻发出去——国民党军队长江布防图。这份图对于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关系到千军万马能不能顺利过江，关系到上海能不能早一天解放。 李白心里清楚，这时候发报，极大概率会被发现。但他没得选，情报就是战机，战机稍纵即逝。他打开了发报机，滴滴答答的电波声划破了夜空。 果然，国民党的特务侦测到了信号，大批军警包围了过来。李白听到了楼下的砸门声，听到了皮靴踩在楼梯上的声音。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没有慌乱逃跑，而是镇定地敲完了最后的一组代码，发出了那个著名的结束语，然后销毁了密码本。 当特务冲进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情报，已经飞向了党中央。 这一次，李白没能像1942年那样幸运脱身。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讯，用了30多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电刑……能用的招都用了。他们就想知道一个事：你的上级是谁？下级在哪？ 李白骨头是真硬。他咬死不松口，只承认自己是发报员，其他一概不知。蒋介石那边下了死命令：“坚不吐实，处以极刑”。 1949年5月7日，这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日子。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仅只剩下20天！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其实已经在上海郊外响起了。国民党特务自知末日来临，在逃跑前要把关押的“政治犯”处理掉。李白被秘密押到了浦东戚家庙。 那一年，他才39岁。 他没能亲眼看到解放军进城，没能看到五星红旗在上海滩升起。他在离黎明最近的黑暗里倒下了。后来他的儿子李恒胜说，父亲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信念。他相信共产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哪怕自己看不见，后人也一定能看见。 李白牺牲后，他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后来又改编成了舞剧。那个在电波中永不消逝的声音“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成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