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7岁的左润德，和7个中国人，被日本兵逼着跪成一排，并剥去棉衣，突然，他碰了碰邻居，随即拔脚就跑。 1937年12月，那时候的左润德，是个典型的“宁漂”。他是山东人，半年前为了讨生活来到南京，在小王府巷的一家磨坊里当学徒。每天起早贪黑，只想攒点钱寄回老家。那时候的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这座繁华的六朝古都，即将变成人间炼狱。 那一天，12月14日下午，南京城已经沦陷。街面上乱成了一锅粥，枪声、哭喊声此起彼伏。左润德不幸撞上了几个正在搜捕的日军。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审判，他和另外7个无辜的中国人，像牲口一样被赶到了磨坊马二家的院子里。 这地方，平时是他干活歇脚的熟悉角落，此刻却成了刑场。 那个冬天的南京特别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但比风更冷的，是日军的刺刀。为了节省子弹，也为了某种变态的取乐心理，日军并没有直接开枪。他们强迫这8个人跪成一排，然后——剥去了他们的棉衣。 这种羞辱和极度的恐惧，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当时跪在左润德前面的，或许有他的工友，或许有路过的商贩，但在那一刻，他们都只是待宰的羔羊。 日军开始行刑了。他们从排头开始，用刺刀一个个往下捅。那种利刃刺入肉体的闷响，伴随着同胞濒死的惨叫，每一次都重重地砸在左润德的心上。 这时候，大多数人的反应是吓傻了，身体僵硬，大脑一片空白，只能等待死亡降临。甚至有一个同胞，只是因为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就被旁边那个拿着斧头的日军当场砍杀。 但左润德是个例外。这个17岁的少年，骨子里有着山东人的那股子倔劲和机灵。他跪在后面，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倒下，心里那个求生的念头就像野火一样烧了起来：家里爹娘还在等我，我不能就这么死得不明不白！ 就在日军杀到倒数第三个人的时候，机会来了。行刑的日军正在拔刀，注意力都在那具渐渐变冷的尸体上。左润德的心跳得快要炸开，他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 他没有一个人蛮干，而是悄悄地、迅速地碰了碰跪在他旁边的邻居。那个眼神，那个触碰，在那个绝望的瞬间，达成了无声的默契：拼了！ 紧接着，两人像弹簧一样从地上弹起来，没有丝毫犹豫，用头狠狠地撞向看守的日军。那两个日军显然没料到这群“待宰的羔羊”还敢反抗，被撞得一个趔趄。 趁着这个空档，左润德撒开腿就往门外冲。那一刻，他感觉不到寒冷，感觉不到赤脚踩在碎石上的疼痛，全世界只剩下一个字：跑！ 反应过来的日军恼羞成怒，端着刺刀就在后面追，嘴里哇哇乱叫。在推搡和追逐中，左润德的肩膀被刺刀狠狠扎了一下，血瞬间就涌了出来。但他顾不上疼，用力推开日军，拔出刺刀，发了疯一样冲出了巷子。 他一口气跑到了江东门附近的江东桥边。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头皮发麻，甚至比刚才在院子里还要绝望。 桥，已经被炸断了。 如果是电影，主角这时候可能要跳河游过去。但现实是残酷的，河水冰冷刺骨，而且河里堆满了东西。那不是木头，不是石头，而是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中国人的尸体。 日军为了让汽车过河，竟然残忍地用中国人的尸体填满了河道，上面铺上一层薄薄的泥土。因为汽车太重，压上去后尸体塌陷，他们就继续杀人，继续填。 这一幕，成了左润德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梦魇。前有断桥尸山，后有日军追兵。这哪里是人间，分明就是第十八层地狱。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左润德，在极度的恐惧爆发出了惊人的潜能，他掉头朝着城外的荒野猛跑。 或许是命不该绝，或许是漫天的硝烟掩护了他，这个17岁的少年，最终带着肩膀上的血窟窿，奇迹般地逃出了南京城。 左润德活下来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份运气和决断。 那个“碰一碰邻居”的动作，看似微小，实则千钧。它代表了在那样的至暗时刻，中国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本能的互助和联结。他不想一个人苟活，他想带着同胞一起冲出去。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邻居后来怎样了，但至少在那一刻，他们是为了尊严而战。 很多年后，当我们再次审视这段历史，会发现日本侵略者当年的暴行是系统性的、灭绝人性的。为了掩盖罪行，裕仁天皇后来甚至搞了个什么“兴亚观音院”，假惺惺地纪念“抗日英雄”。这种既当刽子手又想立牌坊的行为，简直是对死难者的二次侮辱。 历史的伤疤可以结痂，但永远不能被遗忘。 左润德的故事告诉我们，和平不是靠乞求来的，生存也不是靠敌人的怜悯施舍的。弱国无外交，弱国无生权。 当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无法保护他的人民时，普通百姓就连跪着死的权利都不一定由自己掌控。 我们重提旧事，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保持清醒。 那个在寒风中赤身奔跑的少年背影，应当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里。他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绝境，只要还没断气，就绝不放弃抵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唯有自强，方能不再跪着任人宰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