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暴饮暴食逝世，年仅35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过：“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在上海广慈医院503病房，护士刚推开房门，就闻到一股甜腻的腐味。 床上的病人苏曼殊双目紧闭，早已没了气息，床下堆着成摞的糖纸，被子里还藏着半包融化的冰淇淋。 这位被文坛称为“诗僧”“糖僧”的35岁奇人，终究是被自己贪了一辈子的“甜”，送进了坟墓。 1884年，苏曼殊生于日本横滨。 父亲是广东茶商苏杰生，母亲河合若子是他父亲妾室的妹妹。 这层“私生子”的身份，让他从襁褓中就背负着“野种”的骂名。 六岁被接回广东苏家，等待他的不是亲情，是嫡子们“没祖宗的杂 种”的嘲笑、冬日单衣的寒冷、饭桌上永远最后盛的残羹冷炙。 “屋漏偏逢连夜雨”，十二岁那年的一场疟疾，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高烧不退时，家族嫌他“晦气”，将他扔进阴冷柴房任其自生自灭。 他在草堆上啃着发馊馒头，望着门缝透进的微光，第一次意识到“甜”的珍贵。 那时他唯一的愿望，是“能有块糖含着，就算死也值了”。 幸得兄嫂暗中送药，他才侥幸活命。 自此，他对“甜”有了近乎病态的执念。 “这世上若有糖，或许就能把苦冲淡些。” 少年苏曼殊以为出家能斩断尘缘苦，十二岁独自跑到南京栖霞山剃度。 可佛门清规戒不住他的“馋虫”，偷吃方丈养的白鸽被逐下山时，他问老方丈“天下最甜的是什么”？ 得到的回答是“放下是甜”。 但他偏不放：“既然放下是甜，那拿起糖岂不是更甜？” 东渡日本求学后，他加入反清组织，却遭表哥反对。 在被迫回国后，他在《国民日日报》与陈独秀、章士钊共事。 革命受挫时，他再次出家，可僧袍下藏着的总是糖罐。 甚至身上没钱时，他敲下金牙也要换糖吃。 一次吃三十包酥糖撑躺三天，为买糖从朋友兜里掏钱，躲在房间吃得津津有味。 二十一岁革命失败，他第三次剃度，理由是“看看佛能不能比糖更甜”，结果因偷拿师兄度牒下山吃牛肉锅被逐。 “佛说众生平等，凭什么和尚能吃饭，鸽子不能？同理，凭什么佛能戒糖，我就不能？” 他游走于僧俗两界，像片无根的浮萍，唯有糖能让他短暂停靠。 苏曼殊的“糖瘾”，早已超出常人理解。 朋友戏称他“见了糖比见佛还亲”，他却不以为意：“糖比人可靠，它只给甜，不背叛、不嫌弃、不捅刀。” 他绘画只给女子，且要用照片换，有男诗人用巧克力牛肉骗他作画，他果然挥毫泼墨。 他出入烟花之地却只谈诗论画，歌女倾心他以“还君一钵无情泪”婉拒。 “爱情是糖，可我这颗糖，早被童年蛀空了。” 最疯的一次，他因胃病住院，医生严令忌口，他却半夜溜出医院，用最后一颗金牙换了八宝饭、年糕、糖炒栗子和冰淇淋。 大快朵颐后胃病发作，被送回抢救时，他还攥着半块糖说：“死前不甜一回，白活了。” 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枕头下藏着未送出的婚戒、父母的照片，还有一本写满“想吃糖”的日记。 其实他拼命吃糖，不过是在填补童年那个“没糖吃”的空洞。 1918年，苏曼殊的胃病恶化到胃壁薄如纸。 医生警告“一口糖都不能再碰”，他却把医嘱当废纸，床下藏糖炒栗子，被子里塞八宝饭。 4月30日晚，他趁护士换班溜出医院，用金牙换了一桌“甜蜜大餐”，回程时胃绞痛倒地，被送回时已胃穿孔感染。 弥留之际，他含泪说：“宁愿短命百年尝甜，不要长命百岁无味。” 5月2日清晨，他走了。 这个一生都在“以甜填苦”的人，终究被糖“甜死”，却也用死亡摆脱了“苦”的循环。 苏曼殊死后，葬在西湖西泠桥畔，紧挨着苏小小墓。 柳亚子为他题碑“梦里栖霞，糖殉浮生”，鲁迅说“他像块夹心糖，外头僧衣里头烈火”，郁达夫赞他“癫得真，癫得彻底”。 他的诗文集传世三十余种版本，字里行间都是“苦中作甜”的挣扎。 《断鸿零雁记》写尽身世飘零，《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藏着对亡妻的思念，而那些沾着糖浆的手稿，更像他“用糖写就的苦情诗”。 苏曼殊的一生，是“糖”与“苦”的拉锯战。 他用糖对抗歧视、孤独、革命挫败，却忘了糖也会腐蚀胃、蛀空牙、耗尽力气。 有些执念，能救命，也能致命。 有些甜，尝过就好，别贪一辈子。 毕竟，人生这碗饭，光有糖，是会齁死的！ 主要信源：（钱江晚报——晚潮｜写生西湖名人之苏曼殊：一代诗僧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