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提起民国上海的“交际花”李丽，好多人骂她周旋在日本军官身边、卖身求荣。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被唾沫星子淹了大半辈子的女人，其实是军统安插在敌营深处的情报员。 李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老家在北平，十几岁就来上海讨生活，从舞厅的学徒做到“舞后”，靠的不只是过人的舞技，更有察言观色的本事。 上海沦陷后，来百乐门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挎着军刀、满脸横肉的军官，他们把舞厅当成了炫耀武力的场所，对舞女呼来喝去，稍有不顺心就抬手打人。 改变发生在一个雨夜，一个穿长衫的男人找到了李丽，他是地下党的联络员，之前常来百乐门收集情报。 男人告诉李丽，日军正在筹备一批运兵船，要从上海港出发，把大批兵力运到南京前线，要是这批兵上了战场，不知道又有多少中国士兵要送命。 可日军防守严密，运兵船的出发时间、航线这些机密，只有高层军官才知道。男人看着李丽的眼睛说：“现在能接近他们的，只有你这样的人。” 李丽攥着衣角沉默了很久，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要和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人虚与委蛇，甚至要付出身体的代价，一旦暴露，就是凌迟处死的下场。但一想到街上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想到牺牲的士兵，她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李丽变了。她不再对日军军官冷若冰霜，反而主动上前敬酒，用娴熟的英文和他们聊天。很快，她就引起了日军华中方面军下辖的第16师团大佐山田的注意。 山田是个好色又自负的家伙，觉得能让“上海舞后”对自己献殷勤，是件特别有面子的事，经常带着李丽出入各种军事酒会，甚至把她带回自己的住所。 每次到山田的住处，李丽都提着心吊着胆，她一边要应付山田的纠缠，一边还要偷偷观察屋里的动静——办公桌上的文件、墙上挂的地图，哪怕是山田醉酒后说的胡话，她都记在心里。 有一次，山田喝醉了，指着墙上的航线图大喊：“再过三天，十艘船装满皇军，就能把南京踏平！”李丽表面上陪着笑，心里却咯噔一下，她知道最关键的情报来了。 那天夜里，李丽趁着山田睡熟，悄悄爬起来，借着窗外的月光把航线图上的标记记在袖口内侧，又确认了出发时间是三天后的凌晨三点。她不敢多待，找了个借口溜出了山田的住所，一路绕着日军的岗哨，把情报交给了联络员。 地下党立刻行动起来，联系了负责长江防务的国民党部队和游击队，制定了伏击计划。三天后的凌晨，当十艘日军运兵船沿着预定航线行驶到长江口的狭窄水域时，早已埋伏在两岸的炮火突然开火。 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在运兵船上，船体瞬间被炸开一个个大洞，日军士兵慌乱地四处逃窜，有的被烧死，有的掉进江里淹死。这场伏击打得干净利落，十艘运兵船全被击沉，船上的几千名日军没一个活下来。 伏击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开，可没人知道背后是李丽冒死传递的情报。山田因为丢失情报、损失兵力被撤职查办，他到死都没怀疑过身边的李丽。 李丽依旧在百乐门当她的“舞后”，只是变得更沉默了，每次看到日军军官的笑脸，她都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可她只能强忍着，继续扮演着那个风情万种的交际花。 有好几次，她都差点暴露——一次是山田的副官觉得她形迹可疑，追问她夜里的去向，李丽靠着几句流利的日语和镇定的神态蒙混过关；还有一次，她传递情报时被日军巡逻队发现，幸好联络员及时引开了敌人，她才逃过一劫。 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李丽过了整整八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上海，整个城市都沸腾了，老百姓举着国旗上街欢呼，把日军俘虏围得水泄不通。 可这份喜悦，却没降临到李丽头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她在沦陷期间和日本人不清不楚，是靠伺候日本人发家的“女汉奸”。 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以前追捧她的人，现在都对着她吐口水；曾经和她一起在舞厅做事的姐妹，也躲着她走。有一次，李丽出门买东西，被一群愤怒的市民围在中间，有人朝她扔烂菜叶，骂她“卖国贼”，要求把她游街示众。 面对这些指责，李丽从来没解释过一句。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替自己辩解，她说：“懂我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我说再多也没用。”其实她心里清楚，一旦说出真相，就会牵扯出地下党的同志，还有那些在伏击战中牺牲的士兵，她不能因为自己的清白，让更多人陷入危险。 那些和她有过接触的地下党同志，想站出来为她证明，都被她拦住了。她把自己关在屋里，把那些年用来传递情报的袖口、暗号纸条都烧了，就像烧掉了自己那段隐秘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