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被埋葬在河北唐县，由于他在前线战死，交通队只能秘密地把白求恩的尸体伪装成一个重伤的人，然后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1939年的深秋，河北唐县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生疼。交通队的王队长裹紧了破军装，看着担架上盖着的棉被，喉结滚了又滚——那下面躺着的，是白求恩大夫。 三天前，在摩天岭前线的临时手术室里，白求恩为了抢时间给伤员取弹片，手指被划破了。谁都没当回事，他自己也摆摆手说“小伤”，继续站在手术台边，一站就是三十多个小时。直到第四天，他的胳膊肿得像发面馒头，高烧烧得迷迷糊糊，才被战士们硬抬下手术台。可那会儿，败血症已经攥紧了他的命。 “不能让白大夫就这么埋在前线。”军区首长红着眼圈交代，“鬼子最近在扫荡，得把他送到后方于家寨，好好安葬。” 王队长心里清楚，这趟路险得很。从摩天岭到于家寨，一百多里地，一半是鬼子的封锁线，白天走就是自投罗网。他们只能等天黑，还得把白大夫的遗体藏好——要是被鬼子发现，指不定会干出什么缺德事。 入夜后，交通队员们把白求恩的遗体轻轻抬上担架，盖上厚厚的棉被，又在外面罩了件缴获的日军大衣。王队长让人找来个破草帽，戴在“伤员”头上，帽檐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脸。“记住，就说抬的是个重伤的老乡，要去后方治伤。”他压低声音嘱咐，手里的匣子枪上了膛。 队伍刚出村子，就遇上了麻烦。村口的老槐树下，两个伪军正缩着脖子烤火，看见担架就喊：“站住！抬的啥人？” 王队长心里一紧，脸上却堆着笑迎上去：“老总，是俺们村的一个老乡，被炮弹皮炸伤了，急着送后方救命，您行行好……”他偷偷往伪军手里塞了两个刚烤好的红薯，那是从老百姓家里讨来的。 伪军捏了捏红薯，热乎劲儿烫得手发麻，掀开棉被角瞅了一眼——白大褂的袖子露在外面，上面还沾着暗红的血。“快滚快滚，别耽误老子烤火。”他们挥挥手，眼睛早黏在红薯上了。 队伍不敢耽搁，借着月光往山里钻。担架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王队长总觉得担架太轻，轻得像一片羽毛。他想起第一次见白求恩的样子：高鼻梁，蓝眼睛，操着生硬的中文喊“同志”，给伤员换药时，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瓷娃娃。有次村里的小孩得了急病，他背着药箱跑了十里地，鞋都跑掉了一只。 “白大夫，咱快到了。”王队长对着担架念叨，“到了于家寨，给您找块背风向阳的地，让您能瞅见咱八路军打胜仗。” 后半夜过封锁沟时，意外还是来了。巡逻的鬼子用探照灯扫过来，光柱像毒蛇似的在山路上舔。“快！躲进沟里！”王队长喊着，和队员们一起把担架抬进路边的土沟，用枯草盖得严严实实。 鬼子的皮靴声越来越近，王队长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摸着怀里的手榴弹，心想万一被发现，就拉响了跟鬼子同归于尽，绝不能让他们碰白大夫一根头发。 好在探照灯晃了晃就移开了，鬼子骂骂咧咧地走远了。队员们扒开枯草，发现棉被被树枝勾破了个小口，露出了白求恩那双没来得及换的皮鞋。王队长赶紧把破口掖好，眼眶热得厉害——这双鞋，还是去年冬天，延安的同志给白大夫捎来的，他总说“留给伤员穿”，自己舍不得穿，没想到最后穿在了这趟路上。 天快亮时，队伍终于赶到了于家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早有乡亲们等着，手里捧着刚从地里刨的新土。当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掀开棉被，露出白求恩安详的脸，人群里响起压抑的哭声。 “白大夫给俺家柱子治过腿，”一个老大娘抹着眼泪，“他说‘军民是一家’，这话俺记一辈子。” 安葬那天，没有墓碑，乡亲们就在坟头栽了棵松树。王队长对着松树敬了个礼，心里想：白大夫，您看，这地方多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有咱老百姓给您守着。 后来，有人说，那棵松树长得特别快，一年就蹿高了一大截。于家寨的孩子们常围着松树转圈，听老人讲那个蓝眼睛的大夫的故事——他从老远的加拿大来，把命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就因为他说“这里的人民需要我”。 很多年后，王队长再回于家寨，看见松树已经长得枝繁叶茂，树下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白求恩同志之墓”。他摸着石碑，像摸着当年那床盖在担架上的棉被，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比封锁线更坚固，比黑夜更长久。就像白求恩，他没留下啥值钱物件，可老百姓心里，早为他立了块永不褪色的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