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沈醉正在家中部署对杨杰的暗杀，母亲听到后，质问沈醉：“你把杨先生杀了，孩子们问你，谁杀了杨伯伯，你怎么回答？” 深夜的昆明，空气里压抑着一种让人透不过气的肃杀，特务头子沈醉坐在自家的案桌前，手里摆弄的不是什么寻常物件，而是专门准备的毒子弹，就在几张薄薄的纸片上，他已经拟定了两套取人性命的方案。 要么在他必经的巷道草丛里放冷枪，要么趁着夜色翻墙入院，直接动手，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针对邻居的猎杀，目标叫杨杰，住处离沈家不过斜对门的距离，抬脚走几步就能到。 上面的命令很急，保密局长毛人凤给的死限是三天，理由是杨杰这位陆军大学的前校长“反了”，正联合四川的刘文辉等人搞起义，必须除掉，沈醉是个手更狠、心更硬的职业特务，杀个人对他来说本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次，他握枪的手却有些沉。 这倒不是因为任务难度，而是因为那个“杨伯伯”在昆明的这处住所，两家离得实在太近了，杨杰是个看起来没什么架子的老头，平日里经常光顾沈家，沈醉的孩子们见了他都要亲热地喊一声长辈，杨杰也从不空手，经常特意买些麦芽糖塞给孩子们吃。 就在沈醉琢磨着怎么把带毒的子弹射进这位“好邻居”身体里时，孩子嘴里的糖味似乎还没散去，这种从日常温情瞬间切换到血腥屠戮的落差，即便是在特务机关混迹多年的沈醉，心里也未必没有一丝涟漪。 但他没得选，他是这台暴力机器上的螺丝钉，上峰蒋介石眼中容不下沙子，毛人凤更是催命鬼，那晚沈醉召集了几个心腹手下在客厅密谋，甚至已经细化到了第一方案若失败、第二方案如何翻墙的细节。 恰恰是这几句密谋，惹出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家变，屋里的说话声透过门缝，传到了正在阳台看书的沈母耳朵里，原本或许只是风吹动了窗帘，却让这位老人无意间听到了儿子最阴暗的勾当。 平日里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这一刻却发了雷霆之怒，她直接冲进客厅，手指戳着沈醉的脑门，声音因为气愤而颤抖，她质问儿子，杨先生平时待孩子们如亲人，要是真下了毒手，以后孩子问起“杨伯伯去哪了”，你这个做爹的还有脸回答吗。 沈醉慌了，在这个家里，母亲的话比天大，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试图辩解这都是身不由己的“公事”是上面的铁令，但这根本平息不了母亲的怒火，老人把话说绝了：“官可以不做，但人不能不做”。 她甚至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沈醉执意要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她就立马离家出走，从此不再认这个儿子，这并非一句空洞的威胁，沈醉深知母亲的脾气，一面是如果不执行命令可能丢官甚至丢命的军令，一面是生养自己的母亲以断绝关系相逼的人伦底线。 在这两难之间，沈醉最终还是倒向了后者，那晚的行动取消了，沈醉不仅没有扣动扳机，反而做了一件违反职业原则的事，他让人悄悄去敲了斜对面那扇门，递过去一句话：赶紧走，别问为什么。 杨杰也是个通透人，接到这没头没脑却暗藏杀机的提醒，只回了一句谢意，便匆匆收拾行装，1949年8月底，他坐上了离开昆明的飞机，飞往了看似安全的香港，原本以为这桩公案就此了结，沈醉既全了母亲的心愿，也算在夹缝中保住了杨杰的一条命。 然而，时代的洪流一旦卷起，个人的善意往往显得微不足道，杨杰前脚刚走，毛人凤后脚就气势汹汹地杀到了昆明，看着人去楼空的屋子，这位保密局长怒不可遏，他在搜查杨杰住所时，翻出了一些没来得及销毁的信件。 正是这些信件，暴露了杨杰在香港的具体落脚点，猎杀的命令并没有因为沈醉的罢手而终止，反而像附骨之疽一般追到了香江之畔，9月19日，一名伪装成商人的特务敲开了杨杰在香港寓所的大门。 对此一无所知的老将军刚打开门，迎接他的便是冰冷的枪口，哪怕沈醉曾冒死放他一马，他终究还是没能躲过这场宿命般的刺杀，沈醉晚年回想这段往事时，总会念叨母亲那晚在昏黄灯光下说的话。 那位没读过多少兵书政治的老太太，用最朴素的道理拦住了儿子滑向深渊的脚步，虽然后来杨杰依然遇害，但在那个风雨飘摇、人性泯灭的乱世里，那一刻并未射出的毒子弹，和那句“不能不做人”的教诲，终究成了沈醉余生里为数不多能让他感到心安的慰藉。 信息来源：罗军生. 杨杰:从蒋介石的军事高参到共和国烈士．《党史纵览》，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