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李德以不适应延安生活为由欲返苏联，毛主席劝他：“苏联正搞大清洗，此时回去，恐有生命之忧，望你慎重考虑。”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如果有人问你：“中国红军长征路上，最独特的外国人是谁？”你也许会想起那个全程随队、后来在东德写回忆录的德国人李德。 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史上很有争议，曾是“军事顾问”，也一度被当作错误战术的代表人物。但仔细看李德的经历，其实是一部交错于中苏两国大风暴中的个人史。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1933年底抵达江西瑞金，正赶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巅峰时刻。他是苏联派来的军事专家，带着一套源自欧洲的阵地战理论。 用今天的话说，李德和博古这一批“留苏派”，更信赖教科书上的“正规打法”，而不是毛泽东那套土生土长的游击战经验。 偏偏中国南方地形复杂，红军武器弹药短缺，阵地战不仅没能挡住国民党的重压，反而让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1934年，红军人数锐减，从8万多掉到2万多，江西根据地最终失守。 长征开始后，李德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湘江一役，情报失误、后勤混乱，红军元气大伤，部队对李德的不满情绪积累到顶点。 可李德始终没有离开红军队伍，他成为唯一一个完整走完长征的西方人。一路上，李德亲历了雪山、草地的残酷，体会到极端条件下的艰难抉择。 1935年遵义会议是李德命运的分水岭。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批评“教条主义”，强调必须因地制宜、灵活机动。 李德和博古被免去指挥权，共产国际的影响力在中国党内大幅削弱。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由本土领导人主导，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 长征胜利后，李德随队到延安，成了“编外人员”。延安的生活对他来说几乎是一种折磨。 窑洞窄小阴冷，饮食清苦，医疗条件简陋，李德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加上语言和文化障碍，他很难融入这里的日常。1937年，他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回苏联治病。 毛泽东却劝他三思。彼时苏联正处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高峰，党内大量外国共产党人被怀疑、被捕甚至失踪。 毛泽东例举苏联内部的动荡，提醒李德：“此时回去，恐有性命之忧。”多次谈话后，李德意识到，留在延安虽苦，至少还有相对的安全。 于是他留了下来，担任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整理长征经验，分析失败教训，还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培训干部，传授战术和欧洲战争经验。 1939年，共产国际下令李德回苏。他穿越沙漠、山地，经蒙古辗转数周，最终抵达莫斯科。 到苏联，李德并没有什么“英雄归来”的待遇，而是被严格审查，反复汇报中国经历。过关之后，他被安排做政治指导员，专门在战俘营从事对德国和日本俘虏的政治教育。 二战结束后，李德被派往东德，在大学讲授军事历史，后来又参与苏联著作德文版的翻译和出版。 有人说他一生被历史洪流裹挟，既未能成为中国的军事英雄，也没能在苏联获得真正的认可。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李德才通过写作，重新梳理自己在中国的回忆。他的《中国纪事》让世人再次关注那个“长征上的德国人”。 李德的经历，其实是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缩影。他既是“外来专家”，也曾是被边缘化的失败者；他见证了红军的苦难与转折，也亲历了苏联的铁幕和风暴。 很多人批评他不懂中国国情，但换一个角度看，李德其实一直在为自己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你们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