俍兵制度肇始于明代，是明代军制的重要组成环节。于明代“剿贼”、“御倭”多有使用。

俍兵制度肇始于明代，是明代军制的重要组成环节。于明代“剿贼”、“御倭”多有使用。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束手段，军纪混乱，烧杀害民之举亦所在多多，以至百姓有惧狼兵甚于贼之说，亦称广西猴兵、猿兵等。关于狼兵为害的记载与其战绩记载可以等量齐观。明政府征用狼兵之初，其为害尚不明显，至正德初年这种负面效果逐渐显现。《明武宗实录》正德五年三月甲申：“巡按两广御史江万实上言边务：……一、顷因林贵逋诛，调用狼兵，所过剽掠劫杀，鸡犬不遗，谋之不藏，莫甚于此。然事已无及，愿自今勿轻调用，兵部议覆。从之。”《明武宗实录》正德七年闰五月戊子：“南京御史周期雍奏：江西调至狼兵，所在辄肆荼毒，奸污妇女、劫掠财物、毁坏屋宇，良民横罹锋刃者不可胜数。至于士族，亦有阖门受戮之惨，且载所掠妇女金银抵南京贸易，违禁货物，此皆总制都御史陈金纪律欠严故也。”《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夷兵》：“土司兵最不宜调，其扰中国甚于胡虏。嘉靖间倭警，调阳麻兵，调瓦氏狼兵，俱贻害东南最惨，而终不得其用。顷救朝鲜，又赦播州杨应龙之罪，调其兵五千，半途不用遣归，以此恨望再叛。正德间，流贼刘六、刘七之乱，亦调永顺、保靖两宣慰兵协剿，一路聚劫，人不能堪。流贼戏谓我民曰：吾辈来，不过为汝梳；彼土司兵乃为汝篦矣。盖诮其搜剔之愈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