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3岁的小红军在过草地时，突然腹痛不止，碍于女同志，就跑到远处去方便，不料，回来后，眼前只有茫茫草原...... 风吹过草浪，像一张吞噬一切的绿色毛毯。罗玉琪站在原地，惊慌与寒意同时攀上他的脊背。他试图循着足印往回找，可一阵风过，连地上的印记也被吹得无影无踪。大部队早已远去，而他，只剩一把破旧的木勺、一双被水泡浸得惨白的脚和一颗发疯跳动的心。 他是红军里年纪最小的一员，长征开始时不过十二岁，跟着父母走进队伍，又在途中失散。部队接纳了这个瘦小而倔强的孩子。他扛不动枪，就做传令兵，背文件、送情报，扯着稚嫩嗓子在风雨里喊口令。但他从不喊累，因为他知道，那支队伍，是他唯一的归宿。 可如今，他被落下了。 他试着辨认方向，却发现草地的每一处都相似：空旷、湿滑、死寂。他将干裂的嘴唇贴在袖口残存的雨水上，努力咽下一口干痒。他肚子饿得发出咕咕响声，他开始想念那一口掺着野菜叶子的糙米饭，哪怕只有几粒也好。 夜色降临时，他找到一块石头作为靠背，用手围住破衣裳里唯一的热量。他不敢睡太沉，草丛中时不时传来异动，也许是风，也许是狼。他将小刀紧紧握在胸口——那是排长送给他的，说：“人在，刀不能丢。” “人的一生，也许就像黑夜里的行军，看不到尽头，却不能原地踏步。”这是他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政委在草地边讲过的。他那时还小，只觉得“走路还讲什么哲理”，可现在，走不了了，想走了，却发现那句话竟如此真切。 他的右脚在几日前就被一块碎石划开，肿得发紫。他撕下衣角包扎，但泥水渗进伤口后，已开始发热化脓。他试图咬牙站起，可膝盖一弯，身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重重跌回泥里。他知道不能等，要走出去，要找到部队。 于是他开始爬。 用双手、膝盖、前额在湿草与淤泥中一点一点地移动。他的掌心被割出一道口子，泥和血混在一起。雨开始落下，先是细丝，后是瓢泼。他笑了一声：老天爷，你还真舍得下这场雨。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远处草丛中传来一个声音：“那边有动静！”几道黑影冲破草浪，他被人一把扶住，披风包裹着他冰冷的身体。“是罗玉琪，找到了！”喊声像一道光，划破了他连日的恐惧。 那一晚，他被安置在简易担架上。红军卫生员给他敷草药，轻声说：“小鬼头，你差点就交代了。” 他苦笑着说：“我还没见着延安，不敢死。” 伤还未愈，部队便开始翻越雪山。他被搀着走了一段，后来咬牙坚持，哪怕一步走三秒，也不愿成为负担。他的双脚已无法弯曲，衣服被雪水冻结，连睫毛上也结了冰珠。同行的一名战士把自己的棉帽摘下给他戴上，自己则把头埋进领子里。 他们在零下的夜晚围着微弱火光，啃着冻成石头的干粮。有一次，他手中的干粮掉在雪地里，冰冷得几乎拿不起来。他身旁的老兵把自己那一小块掰了一半递过来，说：“你是小的，活着出去给我们讲讲这段事。” 再往后，是沼泽，是毒雾弥漫的沼泽。每一步都可能踏进深不见底的泥潭。他亲眼看到一位同志脚下打滑，被淹到胸口，挣扎许久才被拉起，全身已被烂泥塞满。罗玉琪自己也踩空过一次，几乎没能拉回来，是班长一手拽住他腰带，把他生生扯回。 当他们终于穿越那片恶地时，天已破晓，阳光穿透雾气。他站在高地上，看着身后那片死地，轻声说：“我们赢了。” 有人问他最怕的是什么，他答：“不是冻、不是饿，是落单，是没人喊你名字。” 多年后，他成为一位革命干部，每次讲起那段日子，仍会顿一顿，说：“我不是最英勇的，但我记得每一个拉我一把的人。是他们的手，拽住了我，也拽住了我往前走的勇气。” “在那个时代，少年不是少年，他们是火，是灯，是破晓前最小的光。” 罗玉琪走出了草地，也走进了历史的风中。留下的不只是伤痕，还有信仰不灭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