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就是这个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男人，当医生剖开他遗体后震惊的发现，他体内都布满了肿瘤，肝、肺、脊柱，甚至骨髓里……全都是。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护人员瞬间红了眼眶。 47岁的罗健夫遗体解剖现场，他全身脏器布满肿瘤，胸腔内的肿瘤比拳头还大，而这个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的男人，刚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打破西方技术封锁。 多数人知晓罗健夫“科研铁人”的称号，却鲜少了解他攻克的技术难关有多艰巨。1972年，37岁的他从西安交通大学抽调至航天部771所，接手“图形发生器”研发任务。 该设备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核心装备，当时西方对中国实施技术禁运，核心图纸完全无法获取，国内军工企业只能依赖手工绘图，一张导弹零件图需耗时半个月，且误差率较高。 实验室由废弃厕所改造而成，冬季无供暖设备，他裹着军大衣调试零件；缺乏精密仪器，便以放大镜替代显微镜，长期高强度工作导致双眼布满血丝；核心数控系统无任何资料参考，他带领3名年轻科研人员驻扎图书馆，摘录10余本外文期刊中的零散数据，逐步构建出完整的原理框架。 1975年寒冬，他连续工作40天，突发高烧晕倒在操作台旁，被同事送往医院时，怀中仍紧揣未完成的电路图。 1978年，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调试成功，将零件绘图时间从半个月缩短至4小时，精度达0.01毫米。这一突破直接加速国产导弹、卫星的研发进程，771所收到的感谢信堆积半间房屋。 但在领奖台上，并未出现罗健夫的身影——他将“先进工作者”名额让给刚毕业的年轻同事，自己则返回实验室投入下一个项目研发。 1980年起，他频繁出现腰痛症状，弯腰捡拾零件时需扶桌喘息。妻子张玉洁多次劝说他就医，他始终以“项目卡脖子”为由推脱，坚持“攻克难关后再检查”。1981年9月，他在调试设备时突然晕厥，被紧急送医后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这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血液病，医生诊断确认，病情已拖延至少两年，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 住院期间，罗健夫心中挂念的仍是未完成的项目，他将病床当作办公桌，要求同事将图纸和零件送至病房，止痛药药效刚显现便立即投入工作。 一次护士查房换药时，发现他趴在床上书写公式，手背的输液针头滑落竟未察觉。妻子含泪藏起图纸，他耐心劝说：“国家培养我多年，如今正是报效之时，与其卧床等待，不如多做些有意义的事。” 罗健夫对原则的坚守，在单位内有口皆碑，1979年，研究所分配给他一套两居室住房，他得知同事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料，主动将住房让出，自己带领全家居住在12平方米的筒子楼内，与邻居共用厨房。 研发成功后，上级为项目组拨付专项奖金，他按贡献比例分配给团队成员，自己分文未取，坦言“作为负责人，领取薪酬便应尽职工作”。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坚守，在那个年代的科研群体中并不罕见。 与他同期的邓稼先，1979年在核试验中遭受辐射，仍隐瞒病情坚持工作；半导体专家黄昆，放弃国外优渥待遇回国，在简陋厂房中研制出中国第一块锗单晶。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逝世前一小时，仍在向同事讲解设备调试的关键节点。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个参数再核对一遍，别出纰漏。” 遗体解剖报告显示，除全身肿瘤外，他胃中仅有少量稀粥——住院期间，他常悄悄将医院提供的营养餐节省下来，留给其他患病病友。 罗健夫的事迹传播后，引发社会对“科研工作者价值”的广泛讨论，1983年，《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其事迹，称其为“中国式保尔”。 航天部将他生前工作的实验室命名为“健夫实验室”，他研发的技术成果后续衍生出系列设备，直至90年代仍是国内军工企业的主力装备，为中国航天事业节省上亿元进口开支。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技水平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诸多领域处于“从零起步”的探索阶段，科研条件简陋、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带病工作”在科研领域成为普遍现象。 直至1985年，国家出台《关于改善科学家待遇的若干规定》，科研人员的健康保障与生活待遇才逐步得到改善。 他的学生王巍，日后成为航天科技集团总工程师，在北斗导航设备研发过程中，沿用老师“实用创新”的研发思路，大幅降低北斗终端制造成本，推动技术实现规模化应用。 王巍回忆，老师生前常说“科研并非做表面文章，核心是解决实际问题”，这句话他铭记至今。 当代年轻人或许难以理解罗健夫辈的付出动机，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他们亲历国家积贫积弱的岁月，深刻体会“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 罗健夫1935年出生，亲眼目睹日军侵华的暴行，依靠助学金完成大学学业。他常说“我的成长离不开国家扶持，理应用一生回报”，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支撑一代科研人攻克诸多技术难关。 从罗健夫研制的图形发生器，到如今的北斗导航、嫦娥探月工程，中国科技领域的每一次突破，都离不开一代代科研人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