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次看到这种新闻，更一遍遍觉得这是好论文！写在了大地上。¹大老板去农村包地，靠拉电网、挖河沟、养藏獒、雇人看地都收效甚微。一般有效的做法是雇佣当地人，让当地人因为包地而收益。但总体上不是一个地方如此，普遍性都偷，所以怎么解释农民的这种“公开行窃”、他们自认为“正当的偷窃”才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²先说一个真实案例：2012年，华北某地有一个做医疗器械生意发家的生意人，他到距离老家30公里的一个镇，通过镇政府，快速流转了当地7个村庄，总共6559亩的承包地。他搞了一个大农场，主要种小麦和玉米。然而，仅仅到了第2年8月就出问题。附近十来个村庄的人偷他。主要是老人和妇女，有时候年轻人也来偷。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最多的时候一天三四百人来偷玉米。当然，他们自己不叫“偷”，叫“拿”，或其他土语，总之不叫“偷”。因为是流转的第1年，当地镇政府前后组织了600多人帮他日夜轮班看玉米。镇上的公安也出动，抓过多个偷盗数量比较大的村民，罚款、拘留。但收效甚微。当年700多亩玉米被偷，直接经济损失70多万。第2年、第3年、第4年，一直被偷。十来个村庄，骑着电动自行车、开着三轮车，甚至小型汽车来偷。没有固定的组织者，村民多为单独行动，心照不宣，不约而同。社会学研究者去采访，当地村民理直气壮，认为这是正当的。研究者采访正在偷玉米的年轻两口子，男的说他媳妇怀孕了，就想吃鲜玉米，没处买去，所以就来这里拉一车。理由五花八门。农场主甚至雇佣了一些能打人的年轻人，日夜巡逻；这些人跟当地村民起了肢体冲突。结果，当地村民更加认定这些人是“坏人”，于是偷地反而更加充满正义。那些被罚款，被抓去拘留的村民，回到自己的村子之后，他的朋友们甚至给他摆酒压压惊。这些人并没有因为偷窃而在道德上被同村人瞧不起。³怎么解释这些现象？作者徐宗阳开动社会学的脑筋，给出了三个原因的解释：第一，本来这些地都是村民自己的，但当地镇政府为了快速完成流转的任务，动了很多脑筋，迅速地把土地流转过来，再承包给外人。以集体的名义充公，于是激活了一个观念上的“集体”。历史记忆中，那几十年的集体生活下的“规则”，让村民们认为去掰农场的玉米，就是拿“公家”的东西。公家的东西在过去几十年是可以拿的，那么现在也是可以拿。第二，村民只“拿”这个农场土地上生长的玉米，对隔壁其他土地上的玉米秋毫不犯。因为那些土地的主人是“熟悉”的“自己人”，不是“外人”。拿外人的东西，被民间的舆论所默许、支持甚至激励；这里面存在一种扩大机制，表现之一：谁拿的多，谁最有本事。第三，当农场的“外人”反抗的时候，反而给自己带来又一个头衔：“坏人”。这里面是一种固化机制，村民们更加认为“拿”坏人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作者由此认为：¹农民在面对外来者时，会先界定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产生一种对应的行动伦理，再根据关系背后的原则与之相处。²同时，“当他们在眼前世界中无从判断外来者的位置时，会转而从个体经历或集体记忆中找寻。那么，我们就将深刻观察到宏观的农村社会变迁在农民身上留下的印记。”³费孝通老先生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写道：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这个故事有意思。因为比那些“农民就是自私”、“贪小便宜”等等负性道德评价的解释度更高；也能指出跟农民沟通、农村改革的一些方向。⁴回到“祁厅长”的例子。a，“祁厅长”被视为“全剧被杀死的2个农民的儿子”中的一个，是“自己人”，而且很照顾“自己人”，“村里的狗都想办法弄到城里当警犬，吃上一份皇粮”，所以农民在看待他时，评价的道德伦理便不同。b，“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反抗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领导者，但其效果不容小觑”。亦即，农民作为“弱者”，通过“弱者的武器”诸如偷盗、纵火、暗中破坏、支持“反行为者”等等，来与那些从他们身上榨取价值的人做阶级斗争。“反行为者”，指的是“处于压力之下的弱者，以表面顺从的姿态，自下而上地获得反制的位势，以求弥补损失，维护个人利益”。显然，给整自己的高阶层“梁老师”下跪等等的“祁厅长”，就是一个“反行为者”。先顺从，再反抗，极端维护个人利益。也因此，“农民的行动改变或减少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⁵有什么办法来改善这些呢？面对一个仍然深深根植于传统伦理本位的农村社会结构与人伦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