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中，盛国玉在枪响前倒地装死，不久，特务进来补枪，谁料，他们竟然用枪托捅她的腰部，而此时，盛国玉却紧张得不敢动。 盛国玉出生于一个并不显赫的家庭，早年家境清贫，她从小就聪明伶俐，性子倔强，上学时她就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愤愤不平，大学时期便秘密加入地下党，参与传递情报、掩护同志的行动。 她并不是那种站在舞台中央的革命英雄，却是那种在最危险的角落默默做事的人。1948年，她被捕。起初，特务们并未意识到她的重要性，只当她是一个“小喽啰”，但她拒不供出任何组织的信息，一次次从酷刑中咬牙挺过来。 在渣滓洞的日子，她见惯了太多死亡。她的牢房不远处，就是关押江竹筠（江姐）等人的地方。每次有人被拖出去再也没回来，盛国玉的心就像被刀划了一下。但她从未后悔。 1949年11月27日一早，渣滓洞的气氛就变了，看守不像往日那般喧哗，反而异常安静，有人偷偷传话：“可能要转移了。”但也有人低声说：“怕是要杀人了……” 盛国玉整个上午都没有吃饭。她心里明白，这一天迟早会来。重庆即将解放，国民党不会留下活口。她开始仔细地观察牢房的结构、窗户的位置，甚至墙角是否有松动的砖块——但一切都太晚了。 中午时分，牢门忽然打开，一群特务冲进来，将所有人赶到操场集合。 “一个个排好队，不许说话！” 盛国玉被推搡着站在靠后的位置。她看见前排的一个女同志被狠狠踢了一脚，倒地不起。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和死亡的气息。 特务们开始点名，每点一个名字，那人就被带走。没人再回来。操场周围响起一阵阵枪声，像是死神的召唤，轮到盛国玉所在的小队时，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装死。 这不是她提前计划好的，只是当枪声骤然响起，她下意识地扑倒在地，身子贴紧地面，脸埋进泥土里，努力控制住呼吸。 她心跳如鼓，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她知道，只要稍有一点动静，就可能被发现，几分钟后，一阵脚步声走近了：是特务回来检查“死尸”。 有人喊：“补枪！” 她听见几声干脆的枪响，紧接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来，有一具尸体压在了她的右腿上，血渗透了她的裤脚，然后一个冰冷的枪托戳中了她的腰。 那一瞬间，她差点尖叫出声，但她忍住了，她咬着牙几乎咬破了舌头，死死地压住自己的反应，特务骂了一句：“死得挺快。” 天黑之后，盛国玉缓缓地睁开眼睛，她小心翼翼地从尸体堆中爬出来，手脚都在发抖，她不敢哭，不敢喊，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幽灵。 整个操场已经是一片地狱，几十具甚至上百具尸体横七竖八，有的眼睛还睁得大大的，有的手指还在颤抖。 她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围墙边，墙太高了她爬不上去，她找到一根断掉的木棍，用尽全身力气撬开一块松动的砖，钻进了监狱边角的一处排水沟，她在那里躲了一夜。 第二天解放军攻入重庆，盛国玉被发现时几乎昏迷，士兵们把她送往医院抢救，她活了下来。 盛国玉活着走出了渣滓洞，但她人生的轨迹已彻底改变，她没有选择留在公众视野中，而是回到基层工作，默默无闻，她从未主动讲述过自己那段经历，哪怕在后来她获得了“革命烈士亲属”的称号。 直到很多年后，她才在一次采访中简单提到：“那天，我装死了，是靠装死才活下来的。” 记者问她：“你当时怕吗？” 她笑了笑，说：“怕啊，当然怕，但更怕死得不明不白。” 盛国玉的故事在公开资料中提及不多，但她并不是唯一的幸存者。渣滓洞那一天的屠杀，几乎是一次系统性的灭口行动。从早到晚，枪声不断，特务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掩盖他们的罪行。 但越是用力掩盖，越无法抹去历史的痕迹，盛国玉那一记“装死”，不是巧合，而是一个普通人面对极端恐惧时的本能选择。这种本能，既是求生的欲望，也是对信仰的坚持。 后来人们在渣滓洞修了纪念馆，列出了在那场屠杀中牺牲的烈士姓名，有江姐，有许建业，有宋振中……却没有盛国玉的名字。 她说：“我不是烈士，我只是活下来了。” 但正因为她活下来了，那段历史才多了一个见证者，也多了一条微弱却真实的幸存者之声。 盛国玉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结局，也没有被写进教科书，但她那一刻的选择，那一夜的坚持，那一生的沉默，却是无数革命者背后最真实的注脚。 她不是传奇，但她的经历，比很多传奇更值得被记住，在渣滓洞的黑暗里，她用一场“装死”，活成了历史的幸存者。 参考资料： 信源：中国新闻网——专访重庆大屠杀中脱险女志士:江姐就住我上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