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不能以“误伤”合法权益为代价 医生手术中手机号突遭“涉诈停机”，夫妻二人接连被停20余天，类似案例近期频发，暴露了反诈治理中技术模型僵化、流程规范缺失的突出问题。反诈的初衷是守护公共利益，但不能以牺牲普通公民的合法通信权为代价，亟需构建“精准识别+柔性处置+权利保障”的平衡机制。 当前，运营商依赖的反诈模型存在明显短板：仅以“高频通话”“异地使用”等单一行为标签判定风险，却未结合职业属性、通信场景等多维信息综合研判。医生、律师等职业本就需要频繁联络他人，将其正常工作行为误判为涉诈特征，本质是技术治理的“懒政”。更令人诟病的是，停机规则不透明、复机流程繁琐，营业厅工作人员尚且不知模型判定标准，普通用户更是维权无门。 破解这一困境，核心在于推动反诈治理从“技术一刀切”转向“精准精细化”。一方面，应建立职业白名单制度，将医生、教师、律师等高频通信需求职业纳入特殊标识，模型监测时予以差异化考量，避免机械套用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规范处置流程，落实“停机前预警、复机时便利”原则，给予用户不少于24小时的核验缓冲期，而非仅留10分钟短信通知；同时打通异地复机通道，实现线上线下核验互联互通，不再要求用户跨城奔波。 反诈不是运营商的“独角戏”，更需监管部门、公安与企业协同发力。监管部门应出台模型判定的最低透明标准，要求运营商公开核心判定维度；公安部门可建立涉诈风险快速核查通道，与运营商数据实时共享，让无犯罪记录证明真正成为复机“绿色通道”。唯有在技术精准度、流程人性化、权利保障力上同步升级，才能让反诈治理既守住安全底线，又不触碰合法权益红线，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