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位白发老人突然起身，批评主席台上的陈永贵，语惊四座：“农业学大寨是错的，把农业引入了歧途！你身为‘农民总理’，还不承认错误吗？” 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总理更是将大寨精神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此在全国铺开。 此后十多年里，大寨成了全国农业的标杆，上千万国内参观者和上万名外国游客慕名而来，18位外国元首也曾造访这个小山村。 各地纷纷效仿大寨的做法，开山垦田、修梯田、搞集体劳动。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许多地方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平原地区的村庄硬要学着修梯田，适合种经济作物的土地被强制种粮食，一些地方甚至为了追求“大寨标准”，破坏了林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更严重的是，运动后期逐渐偏离了经济规律，过分强调“政治挂帅”，批判工副业、集市贸易和自留地，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打击。 与此同时，陈永贵的人生轨迹也随着大寨的声名一路向上。 这位出身贫苦的农民，凭借在大寨的突出表现，1973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专门分管全国农业。 即便身居高位，他依然保持着农民身份，拒绝把户口迁到北京，不领正式工资，收入只由山西的劳模补贴和国务院的生活费组成。 外出视察时，他的饭费、粮票都自己支付，就连开会时的香烟茶水都要从自己的收入里扣。 他还坚持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蹲点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农村调研，剩下的时间才在中央工作，这份务实作风在当时赢得了不少认可。 但时代的浪潮正在悄然改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农村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一年，安徽遭遇特大旱灾，省委书记万里果断决定“借地度荒”，允许农民耕种集体无力耕种的土地，谁种谁收。 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更是冒着风险，秘密签下包干到户的契约，按下红手印，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 这些做法很快收到成效，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粮食产量大幅提升。 而此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步伐。 1979年，参观大寨的宾客数量骤降至4205人，还不到上年的3%。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杨显东同志的公开质疑，恰好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事实上当时对“农业学大寨”的反思已经在高层蔓延，万里就曾公开表示，很多地方学大寨学的只是表面形式，造成了严重后果，安徽此后不再组织去大寨参观。 1980年，山西省委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明确指出把大寨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是错误的。 中央很快转发了这份报告，正式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画上了句号。 陈永贵坦然接受了这个结论，主动提出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后来对大寨的干部说，自己那几年“吃够亏了”，上面提九十九，自己就干一百一，今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 他还写信给大寨党支部，叮嘱他们要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开展工作。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中国农村迎来了新的发展局面。 而大寨也在1982年跟上了改革的步伐，结束了统一派活、分组劳动的老办法，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