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50年，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刘万春是保定军校出身，早年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是傅作义“绥远系”的核心成员之一，1949年，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绥远地区的起义事宜被提上日程，刘万春的态度成为关键之一。 当时他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清楚国民党气数已尽，起义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受旧式军人伦理影响，对蒋介石所谓的“恩情”难以割舍，不愿彻底背叛。 这种矛盾直接体现在他的行动上，在起义策划的关键阶段，刘万春态度暧昧，对具体起义安排多有保留，甚至默许部下冲击当地进步报社，以此宣泄内心的不满与摇摆。 最终，在傅作义的周密部署和董其武的坚决推动下，刘万春才顺应潮流，在1949年9月19日的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即便如此，他所率领的国民党第111军改编为解放军第36军后，部队仍出现纪律松弛、士兵离队等涣散情况。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成为刘万春命运的转折点，他对志愿军能否战胜装备精良的美军充满怀疑，投机心理开始滋生，觉得应该为自己“留后路”，他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秘密联系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寻求新的出路。 刘万春召见了自己最信任的亲信——36军辎重营营长，命令他设法通过香港的渠道，与台湾方面建立联系。 为了换取对方的信任，作为投靠的资本，刘万春将自己掌握的解放军军事部署、部队改造情况等核心机密，全部透露给了对方。 刘万春自以为行动隐秘，却不知我军情报部门早已注意到36军的异常状况，并展开了细致侦查。 不久后，一名携带赴港路线图和外汇券的营级军官被截获，这条通往台湾的情报走私链被彻底斩断，随后解密的密电更是提供了刘万春授意通敌的直接证据。 1950年，刘万春接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他以为只是常规工作安排，毫无防备地踏上了行程，结果刚到火车站就被逮捕，面对确凿证据，刘万春起初还坚决否认，但很快便无法抵赖。 得知他被捕后，傅作义与董其武考虑到他在绥远起义中的功绩，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浴血奋战的经历，分别致信中央为他求情，中央综合考量后，采纳了“死罪可免”的意见。 最终，刘万春被判处无期徒刑，取消所有军职待遇，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战犯管理所的二十多年里，他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 1975年，刘万春获得特赦之后定居北京，在政协从事文史资料整理工作，晚年的刘万春生活十分规律，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对于过往的经历绝口不提，婉拒了所有采访。 主要信源：（河北省泊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泊头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