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前夕，孙中山之子孙科对中山陵园的护卫们说：“毛泽东、周恩来对总理先生很尊敬，他们不会为难你们的，你们不要离开。”护卫又问人员和武器装备怎么办，孙科回答：都交给他们就是了。 1949年4月23日的南京城，一座统治了22年的都城正在经历权力真空的混乱，然而，就在城东的紫金山上，有一处地方却出奇地安静。 这里就是中山陵，中山陵在那个混乱的关头，像一个拥有强大气场的“仲裁者”，不用一言一语，就为兵戎相见的双方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催生了一场奇迹般的和平。 孙中山先生，这个名字在当时就是国共双方都必须承认的“最大公约数”，中山陵作为他精神的物质载体，其地位自然超然。 败退在即的国民党高层孙科，临走前没有命令守陵部队死扛到底，反而是嘱咐他们留守，把陵园“完整交出”。 他信赖的，正是共产党对孙中山先生同样怀有敬意这一共识，事实证明他没看错，渡江战役还没打响，中共高层，从毛泽东到总前委，早就把保护中山陵定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这不只是军事纪律，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政治姿态，是向外界展示新政权文明形象的窗口，这份超越党派的尊崇，力量是巨大的。 这种宏大的政治共识，最终要靠具体的人来实现，守护陵园的拱卫大队就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许多成员曾是孙先生生前的贴身卫士。 他们守的不仅是一座陵墓，更是一份情感和誓言——“与中山陵共存亡”，1937年，他们在日军的炮火下牺牲了26人，早已证明了这份忠诚。 1949年4月24日凌晨，抵达陵园的解放军指挥官刘志诚，同样带着个人的情感，他曾在延安学习，对孙中山先生充满崇敬，当他进入南京城，在新街口看到孙中山铜像时，就已在心中肃然起敬。 就这样，一场潜在的流血冲突，因为双方指挥官内心共同的精神坐标，变成了一次顺利得出人意料的交接。 和平接管仅仅是个开始，真正体现新政权治理能力的地方在于后续，陵园很快出现了一道历史奇观：“同站双岗”，每个哨位上，一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与一名徒手的原拱卫队员并肩而立。 解放军的角色迅速从占领者转变为管理者和保障者，当刘志诚发现留守的上百号人缺乏粮食经费时，他立即上报，很快为他们解决了三个月的物资供应，并承诺愿意留下工作的人员，新政府将全部留用。 这种守护由内而外辐射开来，解放军发现有民众趁乱盗伐陵园树木，立刻派巡逻队制止，为了根除隐患，刘志诚甚至在4月28日请求南京市军管会加派公安部队协同管理。 保卫中山陵的安全，还意味着必须清除周边的潜在威胁，一支约三千人的国民党残部盘踞在附近的孝陵卫，企图以陵园为人质。 解放军没有强攻，而是派刘志诚等人智取，先稳住对方，再以“接受整编”为名将其调离，最终兵不血刃地解除了武装。 在搜山时，他们还发现了一条国民党的军用秘密隧道，立即派兵探查并封锁，杜绝了后患。 主要信源：（中国台湾网——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