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的心脏停跳，北京医院的解剖室里传出一阵哭声，医生们一边擦泪一边低声说：“总理啊，您也太狠心了，这么大的病，竟然藏了四年。” 那一刻，白布被掀起，冰冷的光打在老人瘦削的身上。 医生手一抖，刀差点掉地。肝像撒了芝麻，黑点密密麻麻；肺里全是白色的雪片；膀胱薄得透光，胰腺硬得针都扎不进去。 所有人都愣住了，谁能想到，这样的身体，还在四年间主持外交、处理国事、批阅上千份文件。 时间往前拨回四年。 1972年的春天，尼克松刚走，总理照例做体检。 报告显示，尿液里出现四个红细胞，医生知道那是什么信号，可他只是笑笑，把报告叠好放进抽屉。 第二天照常接见外宾、看花展、谈国事。 医生追着他复查，红细胞翻倍，他还是那句轻描淡写的话：“原来真长东西啦？那就治呗。” 谁也没想到，那一张纸，成了生命倒计时的起点。 那之后，每一次治疗，他都先问一句：“带信封了吗？”把病历锁进牛皮纸袋，上面写“绝密”二字，连邓大姐都不知道真相。 他怕的不是死，而是怕因为自己的病，让国家担心，让工作停摆。 1974年病情恶化，必须动刀。 医生建议全麻，他摇头：“别全麻，给我留半个脑子，我还得批文件。” 于是手术台上，他腰部以下打麻药，头脑清醒着。 左手输液，右手拿红笔，一边挨刀，一边改政府报告。 麻醉师偷偷擦汗，怕他疼，可他硬是一声没出，只低声说了句：“别耽误正事。” 到了1975年底，他的体重只剩六十斤出头，骨头都能数出来。 夜里疼得睡不着，就把枕巾塞进嘴里，免得惊动别人。 护士见状哭着求他用止痛针，他摆手：“别浪费药，给年轻人留着。” 第二天一早，还能笑着说自己梦见延安的羊肉泡馍香得很。 医生、护士、警卫、秘书，都见过他病得蜷成一团，却从没听他喊过一声疼。 有人劝他停下，他摇头：“癌细胞也是群众嘛，得做思想工作。” 说完自己还笑。可大家都知道，他早已是靠意志在硬撑。 1976年1月8日那天，病房外的长安街一片肃静。 下午一点，心电监护成了一条直线，护士不敢哭，怕打扰他。 三个小时后，解剖完毕，韩宗奇递上报告。 邓颖超接过，翻到最后一页，合上本子，轻声道：“恩来啊，你连死都不肯放过自己。” 四天后，夜色笼罩的通县机场，一架运-5缓缓升空。 机舱里只亮着一盏红灯，骨灰被分成三份：一份撒入密云水库，一份撒进黄河，一份撒向天津海河。 一路风起，灰白如雨，轻轻落在祖国的土地上。 他说过：“我属于这个国家，不属于坟墓。” 多年后，北京医院305病房的抽屉里，还静静躺着那份1972年的病理报告，边角被汗水浸皱。 每一个见到它的人，心头都堵得慌，他把痛藏进骨子里，把笑留给人民，把命交给国家。 如今，天安门城楼上五星闪耀，地铁穿城而过，少年们在校园里朗读《祖国，我为你骄傲》，这盛世如他所愿。 那一抔灰，早已融进山河，化成万家灯火。 周总理，你放心，这片土地，正如你梦中的样子：温暖、明亮、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