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野兔成灾，有100多亿只，体重百斤却无人食用，当地人给出答案：不敢吃。 2024年12月，澳大利亚官宣设立“野兔协调官”一职，这是该国首例专为单一入侵物种设岗。澳大利亚野兔巅峰时数量达100亿只，个别个体体重可达百斤，却无人食用。当地人表示“不是不想吃，是真不敢吃”，这一现象背后是160多年的生态灾难史。 多数人认为野兔是意外闯入澳大利亚，实则是1859年英国移民托马斯·奥斯汀的刻意引入。他携带12只欧洲野兔和5只家兔抵达自己的庄园，目的是满足“打猎消遣”的需求。 没人预料到，澳大利亚会成为野兔的天然栖息地——缺乏狐狸、狼等天敌，野兔年繁殖量达6胎、每胎5只，加之植被丰富，仅6年就扩散至百公里范围。 到1920年，野兔数量飙升至100亿只，分布范围覆盖澳大利亚70%的土地。澳大利亚农业与水利部官网数据显示：这些植食性动物每天啃食的牧草总量相当于10亿只羊的食量，每年造成近2亿澳元（约9亿元人民币）的农业损失。 更严重的是，野兔打洞会破坏植被根系，导致土壤沙化，甚至造成标志性树种桉树成片枯萎。 对比中国的野兔治理情况可见明显差异。我国华北地区曾出现野兔数量增长趋势，但借助黄鼠狼、鹰等自然天敌的制衡，结合人工合理捕猎，始终未形成灾害。澳大利亚因人为引入物种引发的灾害，印证了“生态平衡不可随意打破”的自然规律。 澳大利亚曾采取多项强力治理措施，1950年，该国从南美引入黏液瘤病毒，短期内杀灭90%的野兔，但幸存个体快速产生抗体，10年后种群数量再度反弹。 1995年投放的兔杯状病毒，效果同样短暂。不少人疑问：“中国人能将野兔作为食材，澳大利亚人为何不采取这一方式？”当地牧民马克道出关键：“这不是美食，是携带风险的‘生态隐患’。” 首先是病菌传播风险。澳大利亚农业部门2025年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野外野兔携带禽流感、口蹄疫等13种人畜共患病，且当地缺乏规范的野生动物检疫体系。 2019年昆士兰州有3名猎人因食用未检疫野兔感染李斯特菌，其中1人死亡，该事件被纳入当地疾控中心警示案例。中国则通过严格的人工养殖检疫流程及野外捕猎管控措施，从源头降低了相关风险。 其次是肉质缺陷。为适应干旱环境，澳大利亚野兔进化出粗硬的肌肉纤维，脂肪含量极低，烹饪后口感粗糙。当地食品安全局盲测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其口感不及鸡肉，更逊于中国养殖野兔。 加之澳大利亚畜牧业发达，牛羊肉价格低廉，无人愿意耗费精力处理“口感差且存在风险”的野兔肉。 更关键的是治理思维惯性。百余年来，澳大利亚形成“政府主导治理”模式，从病毒投放至设立“野兔协调官”，始终依赖行政手段，未考虑过通过饮食干预方式控制种群。这种固化思维，成为治理工作的重要阻碍。 野兔泛滥已超出农业领域，影响到军事安全。澳大利亚国防军2024年报告显示，野兔在北领地军事训练场打洞，导致3处装甲车辆行驶跑道塌陷，需投入500万澳元修缮。野兔啃食军事基地周边伪装植被，导致防御工事暴露，军方专门组建“驱兔小队”应对。 从地缘角度看，野兔灾害加剧了澳大利亚的生态外交压力。2023年新西兰以“检测出野兔携带跨境杂草种子”为由，拒绝进口澳大利亚小麦，贸易争端持续8个月，最终以澳大利亚支付2000万澳元检疫费告终。该事件为其他国家敲响警钟：生物入侵具有跨国性，处置不当将引发连锁反应。 同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其应对亚洲鲤鱼入侵的策略具有参考价值。美国不仅设立专项基金研发捕捞技术，还通过推广食用让亚洲鲤鱼进入餐桌，甚至出口至中国。对比而言，澳大利亚“不敢吃”的背后，是系统性治理思维的缺失，偏重“堵截”而忽视“疏导”。 首任“野兔协调官”海蒂·克莱纳特上任后，推出“三维治理方案”：在东部农业区投放改良型病毒，在中部荒漠区修建防兔围栏，在城市周边推广“无人机监测+人工捕猎”模式。 但业内普遍持谨慎态度，澳大利亚生态学会会长珍妮教授表示：“单一手段无法根治，核心是打破‘重杀灭轻预防’的传统思路。” 一个被忽视的细节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曾有捕猎野兔的传统，随着殖民者到来，这一习俗逐渐消失。若能结合原住民经验，建立“生态捕猎+科学检疫”的产业链，或可成为治理突破口。 中国部分地区已实施“捕猎限额+加工溯源”的野生动植物管理模式，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价值的平衡。 澳大利亚野兔灾害为全世界提供了深刻启示：物种引入需遵循自然规律，生态危机治理既不能依赖“一劳永逸”的病毒投放，也不能固守“不敢碰、不愿吃”的固有认知。 当100亿只野兔在草原上活动时，它们不仅啃食植被，更暴露了人类在生态认知上的不足。这场持续百年的治理博弈尚未落幕，但可以确定的是：唯有尊重科学、兼容并蓄，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