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海默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称，美国大量下层阶级甚至中产阶级民众对执政精英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极为不满。普通美国人很难支付住房成本和食品成本，更广泛地说，是日常生活成本。而这，都是因为统治精英即管理政府的人利用制度牺牲普通人的利益，中饱私囊。 近九成美国人现在都被食品账单压得喘不过气，53%的人直言食品杂货成本是主要压力来源，从2024年6月到2025年6月，鸡蛋价格疯涨27.3%，到2025年初更是较去年同期飙升53%，美国农业部还预测今年蛋价会再涨20%。 住房问题更让人绝望，2024年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达到77.18万，较前一年增加18.1%，这是近二十年来的最大增幅，而联邦最高法院还在2024年7月裁决支持对露宿街头者罚款甚至监禁，加利福尼亚州更是下令拆除全州的无家可归者营地。 普通家庭的债务也跟着飙升，2024年第二季度美国信用卡债务总额突破1.14万亿美元，贷款违约比例达到近十年最高，这些日常的窘迫，让人们很难相信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可光鲜的经济数据和普通人的感受完全脱节，美国2024年家庭金融财富与GDP之比已经冲到447%，但财富分配却畸形到离谱。 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的财富份额从1989年的22.8%涨到2024年的30.8%，顶层10%家庭掌握着67%的社会总财富，而底层50%的家庭总共才拥有2.5%，双方平均财富差距高达1353倍。 这种差距背后是精英阶层对制度的熟练操控，华盛顿聚集着超过1.2万名注册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身后都有20多名说客围着转，这些人本质上就是为资本服务的“美式走后门”专业户。 企业花在游说上的钱回报率高得惊人，有些公司的游说投资能带来22000%的收益，2024年大选总开销更是突破159亿美元，135位十亿美元富豪公开支持总统候选人，单一金主最高捐款过亿美元，所谓的民主选举早已变成资本的“竞价场”。 全球化带来的红利被精英阶层独吞，跨国公司把工厂搬到低成本国家，让美国蓝领失去工作，工资长期停滞，而企业高管的薪资却一路飙升，美国高管平均工资是普通员工的300倍。 这种制度性的倾斜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政坛“旋转门”让资本和权力无缝衔接，前政府官员离职后转头就去大企业任职，洛克希德・马丁等军火商常年吸纳前国防部长、空军副部长等政要，智库也成了游说的伪装，布鲁金斯学会曾为获得40万美元捐款，就全力推介捐款企业价值80亿美元的开发项目。 这些操作让政策始终朝着有利于精英的方向倾斜，比如税收政策对富人的优待，股市和房地产的红利分配不均，2024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家庭中87%持有股票，而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只有28%能参与其中，普通人根本没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特朗普的当选看似是普通人的反抗，实则只是换了个收割的姿势，他本身就是这套资本逻辑的顶级玩家。 这位商人总统最擅长把国家政策变成家族敛财工具，关税政策在他手里成了灵活的“财富杠杆”，宣布启动关税战后的六天内，他的家族及其追随者就获利高达1600亿美元，其中家族自身收益超过300亿美元。 他的女婿库什纳曾被曝在一天内通过做空美股赚取57亿美元，这种利用政策不确定性收割的操作，最终成本都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沃尔玛、塔吉特等零售商CEO早就警告，关税会导致产品短缺和涨价，特朗普自己也承认美国家庭可能要购买更少、更贵的节日玩具。 2025年他的亚洲之行更像是一场“全球招商会”，日本为了15%的关税减免承诺5500亿美元投资，韩国跟进承诺3500亿美元，而这些海外行程带来的商业利益全流向了他的家族，2024年特朗普的海外特许经营收入增长了650%，2025年初以来已成立至少八家新公司拓展海外业务。 美国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性的利益捆绑，资本通过游说、政治献金、旋转门等方式深度操控政策，让整个体系变成精英阶层的“提款机”。 2024年的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主要为精英服务，几乎一半的选民怀疑政治体制的成效，这种信任崩塌不是靠换一个总统就能解决的。 特朗普的出现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却不是解决方案，他只是用更民粹的口号和更直接的敛财手段，延续了资本对普通人的剥削。 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73，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13.5%的家庭面临食物短缺，1380万儿童生活在三餐不继的家庭，4000多万人处于贫困状态，而顶层精英却在全球化和制度漏洞中赚得盆满钵满。 这种巨大的落差让愤怒不断累积，却因为缺乏真正的启蒙和独立思考的土壤，人们只能在不同的精英代言人之间摇摆。 没有对制度根源的反思，没有对资本无序扩张的约束，所谓的“改变”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普通人的困境也很难真正改善，这或许就是美国社会最无奈的现实——看似有选择，实则逃不出资本和精英编织的无形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