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胡乔木提出一个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他的这番言论，很让一些思想僵化的人们反感，并且大肆攻击。 胡乔木从抗战时期在延安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到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起草，这位被称为“党内一支笔”的理论工作者，一辈子说话都字斟句酌，每一个观点都有扎实的现实依据。 特殊时期，他亲眼目睹了脱离实际的空想带来的危害，看到那些口号如何冲击生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怎样消磨人们的积极性。 后来，他又多次下到基层调研，在河北农村看到农民为了完成炼铁指标，拆了自家的房梁凑数，最后却炼出一堆无用的废铁。 在上海工厂里，他发现车间主任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文件，而不是组织生产，工人干好干坏工资没差别，自然没了干劲。 这些亲眼所见的场景，让他深刻意识到，经济发展不是靠制度信仰就能推动的，就像再好的种子，没有合适的土壤和培育，也长不出好庄稼。 1978年7月28日，国务院召开研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各地干部和专家齐聚一堂，讨论如何加快经济发展。 轮到胡乔木发言时，他没有引用复杂的理论，也没有铺垫过多客套话，直接亮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 话音刚落，会场就炸开了锅，有人当场脸色铁青，指责他是“崇洋媚外”，是在变相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还有人连夜写材料上报，说他的言论会动摇人心，破坏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 面对铺天盖地的攻击，胡乔木没有退缩。 他知道，自己的观点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而是要打破人们对制度的盲目迷信。 他很快带领团队再次深入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厂和农村，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数据，随后写出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 这篇文章里没有空洞的口号，全是实打实的案例和数据：某工厂按计划生产的产品无人问津，而市场急需的产品却没有指标；某农村按统一规划种植粮食，却因土壤不适导致减产。 文章明确提出，搞经济不能照搬政治、军事的管理方法，也不能用小生产的思路管理大工业，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的四个积极性，让个人利益和生产成果挂钩。 1978年10月6日，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迅速传遍全国。 企业领导们开始重新思考生产管理方式，基层干部们不再只盯着指标，而是学着关注市场需求，就连普通工人和农民也意识到，勤奋工作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国外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纷纷将其翻译传播，认为这是中国即将开启改革的重要信号。 此时，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在全国展开，胡乔木的观点恰好呼应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很多人后来才明白，胡乔木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是要告诉大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结合实际、尊重客观规律。 就像一辆性能优越的汽车，光有好的配置还不够，还需要懂得驾驶技巧、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安全快速地抵达目的地。 我们的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要实现有计划、高速度的发展，还需要灵活的管理方式、合理的分配制度，需要让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让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能被充分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