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的基隆，每到夜里，中学后山就透着股反常。山洞口总飘着淡淡的油墨香，偶尔还能听见“咔嗒咔嗒”的声响，像有台机器藏在里面。路过的村民只当是野兽在闹腾，没人敢靠近。他们不知道，这里正印着能让人手心出汗的《光明报》，更想不到这份报纸会把台北富豪辜家的女人，拽进生死关口。 那时的吕赫若，在北一女中是出了名的好老师。学生们爱听他的音乐课，他弹钢琴时指尖轻，唱民谣时调子暖，连走廊里碰到都会笑着打招呼。可一到傍晚，他就像换了个人。脱下干净的教师制服，换上旧布衫，揣着个布包绕着小巷走，确认身后没人跟着，才钻进后山的山洞。布包里是《光明报》的稿件，他是这张报的编辑，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当时的台湾，这张报是给人递消息的“火种”，每多写一个字、多印一张纸，都是在拿命赌。 山洞里的印刷机太小，每期最多印几百份，送不到远地方。吕赫若看着堆在地上的稿件，急得睡不着。想让更多人看到真相，可没机器、没场地，根本办不到。直到他认识了辜颜碧霞，这事才有了盼头。 辜颜碧霞是辜振甫的二嫂，辜濂松的母亲，在台北豪门圈里很特别。别的太太忙着比首饰、办宴会，她却总往乡下跑，给穷人家送粮食，还敢当着人说“日子不该这么过”。吕赫若跟她提了办报的难处，没绕太多弯子。辜颜碧霞听完没犹豫，直接说：“钱我来出，咱们办个合法的印刷厂，光明正大印报！” 没过多久，印刷厂真的开起来了。新机器转得快，工人都是辜颜碧霞挑的可靠人，《光明报》的印量一下翻了十倍，从几百份涨到几千份。报童悄悄把报纸塞进学校课桌、工厂工具箱，连乡镇的杂货铺老板，都会趁没人时把报纸塞给熟客。吕赫若看着印出来的报纸，心里踏实了不少，却没注意到暗处有双眼睛正盯着这股“异常”的油墨香。保密局的特务，已经顺着报纸的去向，摸向了印刷厂。 1949年底的一个清晨，变故突然来了。十几辆黑色汽车停在印刷厂门口，特务们拿着枪冲进去，报纸、稿件、印版被搜得一干二净。吕赫若幸好前一晚收到消息，裹着件旧棉袄，连夜逃进了山区，之后就没了音信。而辜颜碧霞，当天早上刚出门，就被特务堵在了巷口，直接押上了车。 辜家一下乱了。那时辜家虽然有钱有产业，可在保密局面前，根本硬气不起来。特务没明说要怎样，只给辜家人递了句话：“想让辜夫人回来，得有‘诚意’。”谁都知道，这“诚意”就是钱和好处。为了保住辜颜碧霞的命，也怕整个家族被拖下水，辜家人咬着牙答应了。他们把家里最挣钱的一家工厂，送给了保密局，还私下给了特务头子谷正文一大笔钱。 钱和工厂送出去后，保密局的态度软了。辜颜碧霞没被重判，最后判了5年徒刑。在监狱里，她话不多，每天就坐在窗边发呆。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摇了摇头，只说“可惜了那些没印完的报”。她从没说过怕，可狱警看见过，她夜里会摸着衣角，偷偷掉眼泪。不是怕坐牢，是想起了当初办印刷厂时，吕赫若说“要让更多人看见光明”的样子。 逃进山区的吕赫若，日子过得很苦。他躲在村民家里，靠吃野菜、喝山泉水过日子，却没停下写稿。1951年春天，特务进山搜捕，他被发现后想跑，却被追上了。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张没写完的稿纸，上面“光明”两个字，被血浸得发黑，却还是看得清楚。 后来有人说起这段事，总说辜颜碧霞是“用钱买命”，觉得她妥协得太容易。可没人想过，在那个说句话都可能被抓的年代，一个豪门女人敢拿出钱来资助“禁报”，已经需要天大的勇气。她送工厂、塞巨款，不是贪生怕死，是想活着。活着等出狱，活着看看吕赫若说的“光明”到底会不会来。 这段往事里，没有完美的英雄，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吕赫若为了信念拼了命，辜颜碧霞在绝境里守住了一点良知，就连那些贪婪的特务，也不过是那个年代的阴影。那张《光明报》早就没了，可它背后的人——敢冒险的老师、敢帮忙的贵妇，还有无数偷偷传报的人，都在黑暗里点过一盏小灯。这些细碎的光，才是那段历史里，最让人忘不了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