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银行内部查账时,竟发现周总理账户,在30年前存了1.2万英镑,加上多年的利息,这笔存款竟然高达46.7万! 1997年,中国银行在例行查账的时候,发现了一笔沉睡了整整三十年的存款。 存单还在,日期写着1967年7月8日,名字却让人一下子愣住了——“周恩来”。不是同名,不是巧合,真的是周总理的名字,印得规规整整,像是怕别人看不清。 金额是1.2万英镑,按当年汇率折成人民币是八万二千多块。 在那年月,这不是一般的钱,是“大票子”,真金白银能压得秤咣当响的。可周总理的工资,那会儿一个月才四百块,拿这笔巨款往他头上扣,怎么看都透着不对劲。 这事就像个扣子,一眼望过去挺正常,真凑近了,却怎么都扣不上。 往上层一报,领导的反应也快:“按三十年前的指示办。”谁还记得三十年前的指示?可一翻旧档案,还真有:钱不能收,必须找到捐款人,原路退回。 这话是周总理亲自批的,那年月,不是谁都能把话说成“必须”的。 可查谁捐的钱,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就像在沙堆里找绣花针。那是1967年,“文革”刚起头,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什么都不能照常办事,别说查人,连问话都要绕着说。怕钱丢了,银行的人只好先把这笔款以总理名义存了起来。那时谁也没想太多,只当是应个急,没想到一应就应到了九七年。 这笔账一压就是三十年,银行换了好几茬人,查账的时候翻出来,连利息带本钱,一共涨到了四十六万七千块。说句实在话,不小的一笔钱了。这时候才又把三十年前的指令重新拎出来,还是老规矩:找人,退钱。 可人哪是那么好找的? 谁会在那种风浪口把几万块钱悄悄寄给国家,还不留名? 这世上不缺慷慨的,可真做到这么不声不响的,得是另一种人了。调查一轮又一轮,几番倒腾,总算把线头拽住了。 线头的那一头,是一对老夫妻,刘本昆和刘道蕊。 这两位的来头也不小,往前倒得再远些,还得说到1940年的伦敦。 那时候,中行伦敦分行进来一个金发姑娘,英国人,名字叫多利。 她在柜台干活,眼睛尖得很,发现有些人拿着中国政府设的捐款箱当自己家的小金库,哪有钱哪就动哪。 多利看不过眼,把捐款箱藏到了柜台下面,偏不让那些人得手。 结果她这点正气差点把工作给丢了。 上头的人告她“私藏”,经理明知她是冤的,也只敢低头点头。就这时候,有个年轻人站出来了,是1943年来到伦敦中行工作的刘本昆。 他顶着说情、摆事实,把多利从裁员名单上拽了下来,那一回,他们算是结了缘。 几年后,战火停了,他们在伦敦结了婚。 姑娘改了个中国名字,叫“刘道蕊”。这名字听着不洋气,却透着亲切,就像她这个人一样,干脆、不做作。她拿的是英国护照,可心早就拴在中国了。 一晃到了1957年,她成了中国公民,这段路走得不容易,可她一句抱怨也没有。 那对夫妻的事还不止这些。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挂帅,要求所有海外银行冻结资产,等着新政府接收。 可伦敦分行当时的经理,不但不接令,反而想把外汇转给台湾。情况紧急,分行里已经没几个人了,刘本昆联合另外四位同事,五个人组了个“起义小组”,就地抗争,保住了中行在欧洲的外汇。 这事儿说大不大,但真把国家的钱守住了。 1967年,他们夫妇俩申请回国,单位一开始不太敢批,毕竟她是外国人出身,可刘本昆说得明明白白:“她现在是中国人。”最后批准了。 他们回国不久,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就寄到了国务院,信里只有几行话,写得规矩又真诚:“我们把这些年省下的钱——一共一万二千英镑,交给您,请您代我们把这笔钱用于国家的建设,我们相信您。” 这信寄给别人可能被当成玩笑,但寄到周总理那儿,不一样。 他看完信,没犹豫:“国家不能收,必须退回。”但那年月,查人难如登天,信封上没写名字,银行只能先把钱存着。 三十年后,这才把事翻出来,一查查到了他们夫妇。 那天银行的人登门拜访,两位老人已经退休快十年。 家里没什么名贵物件,桌子有些斑驳,角落堆着书,银行代表说:“现在能确认这笔钱是你们的,要不把它领回来?” 刘道蕊摆摆手,笑了笑,说:“那笔钱已经给出去了,就不能再收回来。” 刘本昆点头:“这话我们当年就说过,今天还是这话。” 他们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没多少积蓄,朋友们都说他们太老实。可他们自己心里头敞亮,这钱不是拿来让他们舒坦的,是给国家出力的。 账归了原主,钱没回来,可这笔账,从那一天起,彻底清了。 这事没登报,也没人大张旗鼓去宣传。 但在那本厚厚的银行档案里,依旧留着那份汇票,还有周总理的亲笔批示。 纸早已泛黄,可那几个字,还透着一股子清劲儿。 这世道变化快,今天的钱明天就不值那个数了。 但信任这东西,值多少钱都买不来。周总理信得过人民,人民也信得过他。 这来来回回三十年的故事,不是什么传奇,也不是哪个英雄事迹,只是几个人在不同时间点做了该做的事,然后把自己该有的位置站稳了。
1957年李克农病重,对周总理说:此人是国家安全工作最佳后继人选!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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