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提到继母朱枫，85岁的阿菊声音依旧冷硬：“我不想再提她。”一句话，让人心头一紧。 2005 年台北阿菊家，抽屉被拉开时带起一层灰。 85 岁的阿菊颤着手摸出张合影，照片里朱枫笑着教她握笔。 照片边角沾着泪痕，背后压着张泛黄的纸 ——1950 年的遗体认领申请表。 表上 “申请人” 栏只写了个 “王” 字，就被揉皱压在抽屉最底层。 她听见门外朱晓枫的声音，赶紧把东西塞回去，脸色瞬间变冷。 1943 年宁波朱家，朱枫握着阿菊的手教写字。 “字要写得端正，做人也要堂堂正正。” 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墨迹。 那时阿菊刚失去生母，朱枫把她接回家，每天教她读书、做针线。 有次阿菊生病，朱枫守了她三天三夜，喂药、擦身从没抱怨。 阿菊总说 “继母比亲妈还好”，这话她记了很多年，直到 1950 年。 1949 年香港，朱枫把阿菊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 “继母，我生了宝宝，您来台湾帮我带吧。” 字里行间满是依赖。 华东局同志拿着台湾布防图：“需要有人传递情报，你有亲属在台，最安全。”朱枫想起阿菊小时候的模样，又想起金门作战的受挫，最终点了头。 出发前她买了块花布，想给阿菊的孩子做件小衣服，藏在行李箱最底下。 1949 年 12 月台北阿菊家，清晨的阳光照进厨房。 朱枫系着围裙煎蛋，阿菊的孩子坐在婴儿车里笑，伸手要她抱。 “继母，您真好，比我先生还细心。” 阿菊端着牛奶走过来，眼里满是感激。 每周六朱枫出门 “买东西”，阿菊都会让她带块孩子爱吃的糕饼。 她从没问过朱枫去见谁，直到有次看见朱枫把糕点盒交给陌生男人。 1950 年 1 月，阿菊在洗衣篮里发现张碎纸。 纸上有模糊的 “舟山”“机场” 字样，是从朱枫外套口袋里掉出来的。 她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丈夫王朴说 “最近在抓共匪情报员”。 当晚她把碎纸偷偷藏进首饰盒，没敢告诉任何人 —— 她不信朱枫是坏人。 几天后朱枫说要回香港，阿菊没挽留，只塞了包孩子的胎发让她带在身边。 1950 年 2 月，王朴从警局回来，脸色铁青。 “朱枫是共匪，被抓了！” 他把阿菊的首饰盒翻出来，找到那张碎纸。 阿菊瘫坐在地上，哭着说 “不可能，继母那么好”，却被王朴扇了耳光。 “再提她，我们全家都得死！” 王朴把碎纸烧了，还逼阿菊写撇清关系的声明。 夜里阿菊偷偷填了遗体认领申请表，却在王朴的监视下没敢交出去。 1950 年 6 月 10 日，台北的枪声隐约传来。 阿菊抱着孩子躲在窗帘后，看见街上警车呼啸而过。 她知道那是去刑场的方向，眼泪止不住地流，却不敢哭出声。 王朴把她锁在房间里，直到天黑才开门，警告她 “不许再想朱枫”。 那天晚上，她梦见朱枫笑着给她梳头，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大片。 1960 年，阿菊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个小布包。 是朱枫当年留下的，里面装着给孩子做衣服的花布，还有半块糕饼。 她把布包藏进衣柜深处，每年孩子生日都会拿出来看一眼。 王朴从没过问，或许是忘了，或许是不愿再提那段往事。 阿菊看着花布，心里默念 “继母，我对不起你”，却没勇气说出口。 2005 年，朱晓枫离开后，阿菊把合影贴在胸口。 她想起朱枫教她写字的模样，想起那些年的相处时光，眼泪又掉了下来。 第二天她把申请表和合影交给潘蓁，轻声说 “帮我还给她女儿”。 潘蓁看着这位老人，终于明白她当年的无奈 —— 不是无情，是不敢有情。 后来正是这张申请表，帮朱晓枫更快确认了朱枫的骨灰。 如今，宁波烈士陵园的朱枫墓碑前，多了束白色菊花。 花里夹着张纸条，没写名字，只写着 “对不起，当年没敢认你”。 朱晓枫知道这是阿菊送的，却没说破，只把纸条和母亲的照片放在一起。 阿菊在几年前去世了，临终前让子女把那包花布和胎发送到了陵园。 历史的风轻轻吹过，仿佛在诉说着两个女人跨越时空的和解，和那个时代的无奈。 主要信源：（北京日报——《风筝》大结局向她致敬，潜伏后的归家之路她走了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