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摆手说：“你要念及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说起来，他的命运转折早就埋下了伏笔。 时间往前倒个一年多，1949年初，陈仪还坐在浙江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正琢磨着怎么让这块地儿顺利过渡，别跟京沪那边一样打得稀里哗啦。 他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想邀功讨好。 他是真的看清楚了局势，也动了真心想“保浙江一方平安”。 可问题来了，他信错了人。 他把计划和亲笔信交给了汤恩伯，那个他当年一手提拔、供他留学、像亲儿子一样看待的人。 结果呢？汤恩伯转头就把信送到了蒋介石手上。 陈仪被免职、被软禁、被押往台湾，一路上连个解释机会都没有。 这事儿一传出来，岛内不少人都炸锅了。 有人说他叛变，有人说他清醒，也有人说他不过是想保命。 可真正懂他的人知道，这不是一场投机。 这是一个老兵在快七十岁的时候，做出的最后一次政治选择。 他不是没机会逃。他在台湾有关系，有旧部，他完全可以低头、求情、装傻。 可他没那么做。他选的是硬刚，哪怕知道结局也早已注定。 你可能以为他是死于一纸判决。其实，让他彻底绝望的，是“汤恩伯”这三个字。 要知道，陈仪早年可是风光过的。1902年就去日本留学，和鲁迅、秋瑾、蔡元培这些革命党混在一块。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完，又去读陆军大学，回国后干得风生水起。 辛亥革命那年，他是浙江都督府的军政司司长； 北洋政府时期，他因为反袁称帝辞职； 后来北伐，他又是蒋介石的秘密棋子，帮着从孙传芳手里策应。 换句话说，他一直在变，但骨子里有点东西是没变的：认国家，不认人。 可惜这话在那个时候，不值钱。 蒋介石对他的疑心从来没断过。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一爆发，陈仪正是那时候的行政长官。 局势失控、民怨四起，蒋一边派兵镇压，一边把责任全甩给了他。陈仪自己也知道“这摊事捂不住了”，主动请辞，闭门思过。 那时候，他写了一首诗：“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很多人看不懂，可懂的人都说：这是他心里最后一点火，烧完就再没了。 到了1949年，浙江局势紧张，陈仪又被重新启用。可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兵役署署长”了。 他更像个看破一切的老者，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也知道再打下去不过是徒增百姓苦难。 他开始秘密联络中共，想策动“和平起义”。 他相信这是“为百姓”，也相信“汤恩伯会懂”。 结果呢？换来的是一纸死刑。 1950年6月9号，台北军事法庭开庭，审判长是顾祝同，监刑官是蒋鼎文。罪名写得清清楚楚：“煽惑军人逃叛”。 他没辩解，也没喊冤。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死，精神不死。”那一刻，全场鸦雀无声。 说到底，陈仪不是输在行动，而是输在人心。 汤恩伯的背叛，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曾经视他为恩师的后辈，最后却成了送他上刑场的“告密者”。 有人说汤是为了自保，家属被蒋控制；也有人说他是为了上位，想借此表忠。 无论哪种，结果都一样：一个本该和平收官的机会，被活活扼死。 更讽刺的是，蒋鼎文这个监刑官，行刑后竟对外说：“不忍其受辱，所以依其遗愿，打头一枪。”你说这算是体面，还是讽刺？ 行刑那天，陈仪没穿军装，穿的是白色西装。他站得笔直，没喊一句口号，也没做任何挣扎。 枪响那刻，几个士兵都愣住了。 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简单的一场处决，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后来他遗体被草草埋葬，舆论哗然，又被挖出火化，骨灰再埋进台北郊区。 风吹雨打，连块像样的碑都没有。 岛内有人骂他是“二二八刽子手”，也有人悄悄在他坟前点香，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几十年过去，历史慢慢拨开了迷雾。 1980年，大陆方面正式追认他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还原一个复杂人物的全貌，还原他最后那段孤独的选择。 汤恩伯的结局也没好到哪去。 1954年病死在日本，临终前对着身边人说：“我最对不起陈老师。” 可惜，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