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食同源发展简史》 西周时期，官方医政制度中出现食医（专门从事饮食营养的医生），且位列“四医”(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之首。《周礼》记载：“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 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 《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药以祛之，食以随之”、“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淮南子·修务训》（西汉）：“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毒，指药物的偏性）意：神农氏亲口品尝区分百草后告知民众，无毒者可就，有毒者当避。 东晋时期，葛洪编撰的《肘后备急方》记录了用豆豉、大豆、小豆、胡麻、牛乳、鲫鱼6种食材预防和治疗脚气病。（这里的脚气病跟现在真菌感染的那种“香港脚”不一样，是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说“软脚病”，即现代医学所说的“维生素B1（硫胺素）缺乏症”，与营养不良、维生素B1摄入低有关，是一种常见的营养素缺乏病。） 唐代《黄帝内经·太素》：“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反映出“药食同源”的思想，也反映了药食开始区分。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食治》明确阐述药食同源理论并记载大量食疗配方：“安身之本，必资于食”、“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疾则谓之药”、“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准确区分了食药的作用，进一步辩证地阐述了食药之间的关系，并把食疗放在首要位置。是食疗保健的理论源泉。《千金要方·食治》总结并发展了唐以前医家及《黄帝内经》中有关饮食的理论，提出“食有偏性”、“五味不可偏盛”、“饮食有节”等饮食原则。书中包含“序论”、“果实”、“菜蔬”、“谷米”、“鸟兽(附虫鱼)”5个篇章，共收录食物155种，其中果实29种、菜蔬58种、谷米27种、鸟兽虫鱼40种。 孙思邈的弟子孟诜在《千金要方·食治》的基础上撰写《补养方》，后由明代张鼎增补改编为《食疗本草》。约成书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是世界最早的药膳学专著，共载文227条，涉及260种食疗品。 《食疗本草》在各食物条下主要叙述其药性、功效、禁忌等，对食物宜忌所涉及的方面更加广泛，对时间、用量、食法、产地、妊产妇、小儿、疾患、多食、久食等多方面进行了详述。 宋代《太平圣惠方》专设“食治论”，记载了160首以粥、羹、饼、茶等形式出现的药膳方剂，可用于28种疾病的治疗。 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是我国最早的饮食卫生和营养学专著，卷二中介绍了“四时所宜”、“五味偏走”、“服药食忌”、“食物利害”、“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等项；卷三收载230种单味食品，其中米谷49种、兽35种、禽18种、鱼22种、果39种、菜40种、料物诸品28种。对药膳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总结。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收录了许多药食同源的食疗方法，如“枸杞补肾生精，养肝明目，坚精骨，去疲劳，易颜色 ，明目安神 ，令人长寿”等。 清代与药食同源相关的本草专著较多，如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刊于1691年。 卷首为本草图。沈氏将药物分为水、火、谷、菜、果、鳞、介、禽兽等10部，收集食物药220种，采辑《本草纲目》及有关食疗本草类之论述。还有宁原的《食鉴本草》、贾铭的《饮食须知》、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