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杭州高家小姐出嫁了。她的嫁妆足足有36个条箱，婚宴上用了96000粒桂花糖。洞房花烛夜，丈夫悄悄问她：“吃力吗？”她答：“不吃力，谢谢！” 高诵芬1918年出生在杭州高家，这个家族是南宋武烈王高琼的后代，在当地有高半城的名头，产业遍布城里。高家世代书香门第，从清末起就积累了不少财富和人脉。高诵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没进过正式学堂，但家里请老师教她读书识字。她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家里仆人成群，日常琐事都有人打理。高家花园是她的童年乐园，那里种满花木，家族成员来来往往，日子过得平静而讲究。高诵芬小时候赶上军阀混战，一家人逃到上海避难，那段经历让她见识了乱世的慌乱，但高家底子厚，很快又安定下来。 高诵芬14岁就被订了亲，男方叫徐定戡，是高父好友的外甥。徐定戡父母早亡，由叔叔婶婶拉扯大。高父觉得这孩子身世跟自己类似，有出息的潜力，就同意了。高母一开始反对，嫌男方家底薄，可好友上门求了好几次，高家夫妇就考察了徐定戡的文采和长相，觉得还行，才点头。高父对聘礼看得很淡，说嫁女儿不是卖女儿，不用徐家出什么东西。高家从那年起就开始攒嫁妆，东西分六类，包括家具衣物和首饰。高家还给徐定戡准备了文房用品和摆设，定做了12只大皮箱。这些准备花了好几年工夫，高家上下都忙活。 杭州习俗里，嫁女要备桂花糖，因为桂和贵同音，讨早生贵子的彩头。中产人家以上都这么办，高家自然更讲究。每年春秋两季，高家动员人手做糖，攒了四年才够数。1936年，高诵芬18岁出嫁，带了36条箱嫁妆和16000包桂花糖，总共96000粒。这婚礼在当地算得上大手笔，显示了高家的财力和对闺女的重视。宾客们蜂拥而上抢糖，高诵芬自己也分到一两百包。这些糖后来吃了好多年，连她孩子长到十几岁还有剩。 婚礼后，高诵芬和徐定戡开始了新生活，可没过多久，抗战就打响了。一家人先逃到上海，起初买了大洋房住着，有几十个房间，日子还过得去。后来因为要建医院，房子卖了，他们几经搬家，最后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住了几十年。高诵芬适应了这种变化，从大家闺秀变成操持家务的普通妇女。她和徐定戡生了四个儿子，夫妇俩互相扶持，日子虽苦但稳当。 晚年，高诵芬夫妇被儿子接到澳大利亚定居。那是1994年的事，在南澳的山区住下，环境安静。高诵芬闲下来开始看书，看到同代人的散文，就想把自己经历写下来。她口述，儿子徐家祯记录，花了五个月整理出32万字的《山居杂忆》。这书1999年出版，记录了从清末到改革开放的家族往事，高诵芬用平实的笔触讲了高家和徐家的变迁，成为了解旧杭州生活的窗口。 高诵芬的家族故事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命运。高家从清末起就涉足教育和实业，五叔祖高尔登是蒋介石的同学，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也和高家有交情。这些人脉让高家在乱世中多些依靠，但也逃不掉战争的冲击。高诵芬在书中提到幼时保姆的照顾和家族的规矩，这些细节让读者感受到旧式大家庭的温暖和约束。她没上过学堂，却通过自学和生活积累了见识，写出的回忆录像一本活历史书。 徐定戡出身金洞桥徐家，这个家族在杭州也有名气。徐定戡靠叔婶养大，娶了高诵芬后，两人感情和睦。他在书中被描述为稳重的人，帮助高诵芬回忆细节。夫妇俩在上海的日子，从大房子到小屋，体现了时代变迁。高诵芬没抱怨这些变化，只是平淡记录，显示出她的韧性。 《山居杂忆》不光是高诵芬个人故事，还涉及杭州的风俗。比如大年初一塞橘子和荔枝的习俗，取吉利之意。这些小事让书接地气，读者能从中看到旧中国的日常生活。高诵芬写到仆人叶妈的忠心，她帮着洗衣讲故事，这些人物虽普通，却支撑起大家庭的运转。 高诵芬的婚礼是书中亮点，从订婚到出嫁，过程严谨。高家不收聘礼，强调门当户对，这在当时算开明。桂花糖的准备显示了高家的细致，市面上假糖多，高家自己做，确保品质。婚礼在绸业会馆办，宾客众多，这些都体现了高家的社会地位。 抗战后，高诵芬一家在上海安顿，经历了从富裕到简朴的转变。小屋生活虽挤，但一家人团结。高诵芬相夫教子，尽了本分。她晚年移居澳洲，适应新环境，继续记录往事。 高诵芬2005年去世，留下这部回忆录。书里没有大事件，只有日常琐碎，却让人回味。她的经历跨越百年，从民国到新时期，展示了中国人如何在变局中求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