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信仰：安学林烈士最后影像背后的生死坚守

这是安学林烈士临刑前，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6月的台北马场町刑场，作为地下工作者安学林很少拍照，这一张照片也是他唯一留下的影像，本来照片已经破损，作者借助于修图工具进行了修复。 安学林出生在山东临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五口人挤在两间土坯房里，靠父亲给地主扛活、母亲纺线勉强糊口。 他十岁那年，家乡闹旱灾，地里颗粒无收，地主还上门逼租，父亲被打得吐血，没多久就去世了。看着母亲抱着弟弟妹妹哭到晕厥，安学林攥着拳头发誓，一定要让这样的日子彻底结束。 1938年，八路军路过他的家乡，正在招兵，16岁的他瞒着母亲报了名，临走时只在炕头留了张字条：“娘，我去当兵，回来让您过好日子。” 在部队里，安学林肯吃苦、脑子活，没多久就成了通信兵里的骨干，还入了党。 他跟着部队打游击、送情报，好几次在敌人的封锁线里死里逃生。1947年，组织看中他沉稳细心的特质，交给了他一项秘密任务——化名“阿林”潜入台湾，负责联络当地零散的地下党员，收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情报。 出发前，领导跟他谈话，问他怕不怕，他只说：“只要能为解放台湾出份力，啥都不怕。” 到了台湾后，安学林在台北一家杂货铺当伙计，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他每天起早贪黑打理店铺，暗地里却借着送货的机会，跟分布在各地的同志接头。他把情报写在纸条上，卷成细卷塞进毛笔杆里，或者藏在酱油瓶的夹层中，一次次躲过国民党特务的搜查。 有一次，特务突然上门排查，他正跟同志交接情报，情急之下把纸条嚼碎咽进了肚子，硬是凭着一口山东话的憨厚劲儿，说自己就是个普通伙计，把特务糊弄了过去。那之后，他更小心了，连跟同志说话都要先在门口放个风哨，确保安全才敢开口。 1950年，蔡孝乾的叛变让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大批党员被捕，安学林的名字也出现在了特务手里的名单上。1950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刚打开杂货铺的门，就被几个穿黑衣服的特务围住了。 他想反抗，却被特务按在地上，双手反绑着押进了警车。在狱中，特务对他用尽了酷刑，老虎凳上垫到了三块砖，辣椒水灌得他嗓子出血，可他始终没吐露半个字关于组织的信息。 同监的难友后来回忆，安学林即使被打得站不起来，也会在放风时偷偷跟大家说：“咱们不能对不起组织，不能让牺牲的同志白死。” 1951年6月，安学林被判处死刑。 临刑前，特务问他还有没有什么遗言，他只说想拍张照片，“让家里人知道我没丢人”。就这样，在马场町刑场的一棵老树下，有人用一台旧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照片里的安学林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头发有些凌乱，却坐得笔直，眼神里没有丝毫恐惧，反而透着一股坚定。他没笑，也没说话，就那样平静地看着镜头，仿佛只是在记录一个普通的日子。 这张照片后来被一位同情地下党的狱警偷偷藏了起来，辗转送到了安学林在大陆的亲戚手里，可因为常年战乱和保管不当，照片的边缘开始磨损，中间还裂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安学林的半边脸都变得模糊不清。 多年来，安学林的家人一直把这张照片当宝贝，哪怕日子再难，也小心翼翼地用塑料布包着，藏在箱子最底下。直到近几年，一位研究台湾地下党历史的志愿者听说了这张照片的故事，找到了安学林的后人，提出要帮忙修复。 志愿者用修图工具一点点拼接破损的部分，把模糊的面部轮廓一点点清晰化，花了整整一个月，才让这张照片恢复了原貌。 当修复后的照片呈现在安学林后人面前时，他的侄子看着照片里的叔叔，哭着说：“终于能清楚地看见俺叔的样子了，他没给家里丢人。” 这张照片不止是安学林烈士唯一的影像，更成了那段艰难岁月的见证。它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山东汉子，远离家乡，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动摇过信仰。 现在，这张修复后的照片被收录进了台湾地下党历史纪念馆，无数人在照片前驻足，看着那个坐得笔直的身影，想起那些为了国家统一牺牲的无名英雄。 安学林烈士没能等到解放台湾的那一天，也没能回到家乡给母亲过上好日子，但他用生命践行了入党时的誓言。 这张修复的照片，修复的不只是破损的影像，更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记忆。它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是无数像安学林这样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