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以外，还有另一个变态的作用，是后来有人无意间听长辈说漏嘴才知道的，说那时候小妾有时候是可以被“送出去”的，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交换。 你以为小妾只是男人家的“私人生活助理”？错了，在古代，小妾不光得会伺候丈夫、替正妻生娃，甚至还得准备随时“出差”，不是出门旅游，是被当成人情“送人”。 这事儿在明清官场甚至文人圈里，已经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她们像一件不太贵重但又能博得欢心的礼物，在男人之间的权力游戏中，被传来送去。 说到底，小妾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被封建制度当成“流通物”安排得明明白白。 清代文人钱泳在《履园丛话》里提到一个王知府，想谋个肥差，瞄上了苏州府的位置，他知道顶头上司是个棋迷，正好家里新收的小妾周氏棋艺不错，于是干脆“推荐”给巡抚。 说白了，就是把人送过去讨好领导，结果三个月不到，王大人的调令就批下来了，周氏的命运也就此定格在别人的府邸。 你可能会说，这是不是个例？还真不是，在明清那阵子，这种操作比你想象的还普遍，小妾不是人，是男人手里的筹码，能换官职、能抵债、能结交朋友，甚至能拿来换马。 三国时期的曹彰为了匹汗血宝马，直接把自己府里的年轻小妾送人，而这些女子呢？像是被反复转手的旧衣服。 民国时期的林春桃，一生四次被转赠，最后在街头冻死，这种命运，不是意外，是常态，男人之间讲利益，小妾不过是他们桌上的一张牌。 很多人以为古代礼教讲究“仁义道德”，那还真是高估了那个时代的善意，在《宋刑统》里，小妾被明明白白地列为“资财”，跟牛马没啥区别。 到了明朝，买卖小妾像买白菜，只需立个字据，要是还不了债？没关系，送个小妾顶账就行，道光年间的刘启就是这么干的，二百两银子拿不出，就把赵氏抵了债，连句“对不起”都懒得说。 从律法上讲，小妾没有“人权”，她们没有户籍、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想跑？得先有“路引”才能出县城。 乾隆年间的张氏想逃跑，结果五天后被抓回来，腿打断不说，还被直接卖进妓院，一个求生的动作，换来的是一生的沉沦。 你看，这不是“物化女性”那么简单，这是彻底把她们写进了交易规则里，成了系统默认的“流通资产”。 别以为只有权贵这么干，文人也不遑多让，那帮读书人嘴上讲风雅，骨子里照样“人情世故”玩得溜。 苏轼把侍妾送人，还写诗纪念；白居易更绝，两个家姬年纪一大，直接打发走，美其名曰“宠爱已尽”，说得高雅，实则冷血。 最讽刺的是，他们还会用华丽的词藻给这种行为包装一层“文化外衣”，“赠佳人”听起来像是诗意满满，实则是“转让财产”的遮羞布，这种虚伪，比赤裸裸的交易更让人心寒。 而在政治层面，这种操作更赤裸，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居然把自己怀孕的爱妾赵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赌的就是这笔“人情”能换来一飞冲天。 结果赌赢了，赵姬成了太后，吕不韦成了相邦，但你看赵姬的命运？她的肚子、生育、人生，从头到尾都是别人布的局。 为什么正妻不会被送人？因为她有家族背景，有仪式保障，是两个家族的联姻成果，可小妾呢？多半是买来的，身契在丈夫手里，地位远低于正妻。 即使是所谓的“平妻”，也只是个看起来风光的幌子，在外面能称“夫人”，回家还是得听正妻的，名义上平起平坐，实则一高一低。 这种制度设计得滴水不漏，女人从小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彻底断了反抗的可能，她们没有财产，无法独立生活；没有户籍自由，连逃跑都成了妄想；没有法律保护，连死了都只能换几两银子赔偿。 而这一切背后，支撑的是整个男权社会的“合理化机制”，男人拥有权力、资源、解释权，小妾不过是他们手里的“灵活资产”。 你可以用她换升官、抵债、送礼，甚至赌马，她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在别人手里写好剧本。 那些泛黄的卖身契，上面写着“自愿为妾，永不反悔”，会觉得心里发凉，但在当时，这不过是一种“买卖规范”，只要按下手印，从此命运就归了别人。 古镇老宅的偏厢小院，也许曾住过许多个“翠姑”，她们的笑声早已随风而散，没有名字、没有墓碑，也没有史书替她们说话，她们只在别人故事的边角出现，一闪而过。 所以我们今天回看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控诉哪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看清一个制度如何系统性地剥夺女性的生存权、选择权和尊严。 它不靠暴力，而靠“理所当然”；不靠打压，而靠“常识”，把最不合理的事，变成了最合理的存在。 我们之所以要记住她们，是因为她们曾经被彻底遗忘，她们的命运不是个例，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悲剧，而文明的进步，就是让这种“礼物式的命运”永远消失在历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