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没有贪官？不是没有，是因为美国从制度上消灭了贪官，就连贪污都是合法的。 在美国选举中，资金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没有足够捐款支持，候选人难以开展宣传活动。2010年最高法院在公民联合会对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裁定，企业与工会可以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无限制投入政治广告资金，将此视为言论自由的体现。这一决定打开了外部资金涌入的大门，导致选举支出急剧上升。 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总支出超过数十亿美元。例如，参议院领导基金从黑石集团和Citadel各获得2200万美元，总计投入2.46亿美元，主要针对民主党候选人进行攻击。在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竞选中，这些资金帮助共和党候选人逆转局面。获胜后，这些议员推动有利于金融行业的政策，如放松对冲基金监管。这种模式让大额捐款直接转化为政策倾斜，普通选民的影响力被边缘化。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金钱在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委员会不受捐款上限限制，能独立制作广告支持或反对候选人。数据显示，自公民联合会裁决后，外部团体在选举中的支出从2010年的1.35亿美元飙升到2020年的34亿美元。制药行业通过这些委员会投入巨资，维护高药价政策，避免价格管制法案通过。能源公司也利用类似渠道阻挡环保立法，确保化石燃料利益不受损害。这种资金流动让富豪和企业集团成为实际决策者，而非选民。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更倾向服务富人和企业，普通人的声音难以被听见。这种不平衡加剧了社会分化，削弱了民主的公平性。 游说活动是美国政治中另一重要机制，华盛顿充斥着专业游说公司。这些公司雇佣前官员，提供数据和草案影响立法过程。全国步枪协会便是典型，它每年支出数百万美元游说。尽管公众呼吁加强枪支管制，该协会成功阻挡多项法案。2013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后，参议员提出的背景调查提案仅获54票支持，未达通过门槛。协会通过分发材料和联络议员，强调法案潜在负面影响，导致改革失败。类似地，制药企业游说支出在2023年超过4亿美元，维护药品专利保护，避免泛型药进入市场。这种游说让特定利益集团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政策制定偏向金钱来源而非社会需求。 旋转门现象让官员与企业间的人员流动成为常态。公职人员卸任后迅速进入私营部门，利用积累的人脉获取高薪职位。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2017年至2018年任职，2019年返回通用动力公司董事会。此前他已在该公司工作，卸任后帮助公司争取国防合同。数据显示，近700名前高级官员和将领如今为国防承包商工作，其中多数从事游说。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雇佣大量前五角大楼官员，推动军售合同签订。这种机制将公共权力转化为私人利益，纳税人资金通过合同流入企业账户。批评者指出，这加剧了腐败风险，削弱了政府中立性。 杰克·阿布拉莫夫的案例暴露了游说行业的黑暗面。他1958年生于新泽西，早年加入共和党网络，后成为知名游说人士。1990年代，他代表企业和印第安部落处理事务，通过奢侈招待拉拢政界人物。2002年，他组织费用16万美元的苏格兰高尔夫旅行，邀请国会议员鲍勃·奈伊等人同行，实际讨论赌场利益。他收取客户8500万美元服务费，却从事欺诈行为，如伪造报告和私下合作损害客户利益。2004年丑闻曝光，媒体追踪财务记录，揭示操作链条。阿布拉莫夫2006年承认邮件欺诈、逃税和阴谋罪行，判处监禁43个月。他的行为凸显了游说中利益交换的普遍性，尽管他出狱后出版书籍批评行业，但体系问题未获根本解决。 阿布拉莫夫丑闻引发国会改革。2007年通过诚实领导与开放政府法案，要求游说人士增加信息披露，前官员两年内禁止从事游说，并禁止礼品赠送。这一立法旨在提升透明度，回应公众不满。然而，实际效果有限。阿布拉莫夫2011年在节目中指出，低价招待虽禁，但高额筹款活动仍可深入交流。2023年游说总支出突破42亿美元，远超改革前水平。制药和能源行业继续通过这些渠道影响政策，环保和控枪法案屡屡受阻。法案虽加强了披露，但未触及资金流动核心，导致“合法腐败”延续。 当前美国政治中，金钱与权力的纠葛日益加深。民调显示，超过70%的民众认为政府为富人服务，普通人缺乏发言权。有人提议推翻公民联合会裁决，推行公共选举资助和严格游说管制，但这些提案往往在国会被利益集团阻挡。阿布拉莫夫丑闻过去近20年，类似事件仍层出不穷。国防承包商雇佣前官员，推动军费预算膨胀至每年8000亿美元以上。这种体系虽以民主名义运行，却让公平性受损。普通纳税人承担成本，而受益者多为少数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