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执政联盟先遭反噬，“双少数”困局雪上加霜 高市早苗的执政根基本就依赖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盟，但公明党早已明确表态“仅与中间保守派合作”。若她推翻此前的模糊表态，在8月15日等敏感节点参拜靖国神社——正如其2025年投降日当天的参拜行为那般，或加速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强化“敌基地打击能力”等激进主张，公明党极有可能以“政� ��理念相悖”为由退出联盟。当前自民党已陷入参众两院“双少数”的历史性困境 ，失去公明党这一关键盟友后，别说推动修宪、扩军等争议法案，就连年度财政预算、民生政策都可能被在野党联合否决，执政机器将陷入实质性瘫痪。 二、支持率断崖式下跌，触发党内“逼宫”机制 日本民众对首相的容忍度始终与“经济体感”深度绑定，而当前日本正面临通胀高企、米价暴涨、汇率波动的三重压力，高市本就因经济政策表述自相矛盾广受诟病。若其强硬历史立场引发中韩激烈反制——如中方启动贸易壁垒、韩方限制对日旅游，将直接冲击依赖对华出口的日本汽车、电子产业，以及占比超三成的访日� �国游客市场。这种“外交冲突传导至民生阵痛”的逻辑，会迅速拉低其内阁支持率。参考石破茂因支持率跌至22.9%、11个地方支部联名施压便被迫辞职的先例 ，一旦高市支持率跌破30%警戒线，自民党内的温和派、经济派将立刻联合发难。根据自民党党章，只要超过半数国会议员与地方支部代表要求改选，即可启动总裁罢免程序，而缺乏稳固派阀支持的高市根本无力抵御这种压力。 三、保守路线“反噬”基本盘，自民党危机加剧 自民党推选高市的核心诉求，是借其保守形象吸纳小党选民、弥合党内分裂。但这种策略的前提是“可控的保守”，而非“激进的右倾”。若高市执意推动“恢复天皇主权”“美化侵略历史”等接近“战前史观”的主张 ，反而会让中间保守选民感到恐慌，将其推向公明党或中立派；而那些崛起的保守小党，更可能以“高市改革不彻底”为由抢夺极端保守选票，导致自民党“两头不讨好”。更致命的是，其强硬姿态会激化党内矛盾：主张“经济优先”的派系会不满外交冲突拖累经济，主张“稳定执政”的元老会担忧政权提前崩塌，原本暂时搁置分歧的自民党，可能因高市的路线而彻底分裂。 四、国际压力转化为国内危机，政策执行全面受阻 高市的右倾路线必然引发中韩持续的外交反制，而这种压力会通过多重渠道传导至日本国内。一方面，外交部的严正交涉将不断提醒国际社会日本的历史态度问题，损害日本的国际信誉，导致其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受阻；另一方面，日本企业界会因中日关系紧张蒙受实际损失——中日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量的20%以上，汽车、半导体材料等核心产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这些企业将通过自民党经济部门向高市施压，要求其调整外交策略。当外交、经济、党内压力形成共振，高市即便想重回“务实路线”也会丧失公信力，最终陷入“改则失信于保守派，不改则失信于全体民众”的死局。 归根结底，高市早苗的执政前景本就系于“能否压抑固有理念、践行务实策略”。若她偏离方向，自民党不仅无法摆脱“水母式生存”的困境，反而会因“硬撑脊椎却折断根基”加速坠落——要么在执政联盟破裂后沦为“跛脚政权”，要么在支持率崩盘后被党内提前换下，所谓“长期执政”只会沦为政治幻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