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没有贪官？不是没有，是因为美国从制度上消灭了贪官，就连贪污都是合法的。 就拿2020年大选来说，花了140亿美元，2024年直接涨到159亿美元，创下新纪录。这其中77亿美元来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14亿美元来自监管更松的“混合超级PAC”。 而这些钱里，135位“十亿美元俱乐部”富豪是主要出资人，普通人的捐款连零头都凑不够。这哪是选举，分明是资本给政客的资金支持，钱给得多，政策回报就来得快。 “旋转门”是政商之间利益输送的直接通道，比私下受贿直白多了。特朗普任内的财政部长姆努钦来自高盛，国防部长马蒂斯卸任后就进了通用动力董事会。 拜登政府里，国防部长奥斯汀曾是雷神公司董事，国务卿布林肯给波音做过政策咨询。特朗普的亲家库什纳因为在2024年大选中全力支持，直接拿到了驻法大使的职位。 硅谷的帕兰蒂尔公司更会利用这套规则，一半收入都靠政府合同，2020年单特朗普政府就给了10亿美元订单。 奥巴马时期的国防部长副幕僚长温迪・安德森成了它的高级副总裁，特朗普任内的白宫国安会官员马修・特平当起高级顾问，转头就鼓吹“对抗中国”要多买帕兰蒂尔的AI产品，连帕兰蒂尔前员工都能进政府当首席信息官，利益绑定得明明白白。 游说制度就是“花钱买政策”的合法中介，效率比偷偷塞钱高得多。医药行业每年游说投入都超2亿美元，2023年花了近4亿美元，成功拦住了好几次药价管控政策。 帕兰蒂尔2024年花了近580万美元游说，比2016年翻了好几倍，某季度开销甚至超过诺思罗普・格鲁曼，直追雷神技术。 它专门请了特朗普头号筹款游说者创办的公司帮忙，目标就是盯着国防开支法案和AI监管，确保政府订单不断，这钱没白花，公司股价直接涨了585%。 国会议员也没藏着掖着，佩洛西丈夫打理的股票2024年涨了71%，回报率比巴菲特还高，难怪拜登呼吁禁止议员炒股时，她第一个反对，权力变现的好处谁都不想丢。 外国政府也摸清了这套路，纷纷花钱找游说公司求关照。2025年有报道显示，至少30个国家雇佣了和特朗普有联系的游说者。 印度政府花180万美元请特朗普前顾问杰森・米勒当说客，结果关税还是被提到50%。柬埔寨通过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反复联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幕僚长，组织国会会议，把关税从威胁的49%降到了低水平。 越南安排了二十多场和美国官员的会议，将关税从46%降到20%，巴基斯坦找了特朗普前保镖的游说公司，把税率从29%压到19%。这些国家花的钱，本质上就是给美国权力体系交的“保护费”，只不过走了合法游说的流程。 政策倾斜更是把“合法贪污”做到了极致，影响比个人贪腐恶劣百倍。2017年特朗普推动的《减税与就业法案》，表面说给家庭送福利，实际是给富豪送红包。 联邦企业税率从35%降到21%，还搞“属地制”让跨国公司海外利润不用回美国缴税，苹果这类企业靠着把知识产权放低税区避税。 法案里“穿透实体扣除”条款允许企业合伙人20%营业收入免税，私募基金高管人均减税41万美元，普通家庭平均才省1200美元。 关税政策更离谱，耶鲁预算实验室算过，普通家庭每年因关税多花2300美元，减税只省800美元，等于倒贴1500美元；中产家庭减税1200美元不够抵消2200美元关税，还亏1000美元；低收入群体损失占收入的6.6%。 可年收入超50万美元的富豪净赚8200美元，收入直接涨1.6%，这就是借着国家名义给资本送钱。 司法系统也跟着偏向资本。2023年联邦巡回法院在Amgenv.Sanofi案里，推翻了降胆固醇药物专利无效的裁定，说“宽松专利标准是创新的氧气”，让赛诺菲继续垄断市场，药价比加拿大贵一倍。 更讽刺的是，这药78%的基础研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利润却被企业独占，耶鲁教授都忍不住说“专利制度成了生命定价工具”。 对普通人却另一套标准，202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VikingRiverCruisesv.Moriana案里，允许企业用强制仲裁条款，劳动者被克扣工资或性骚扰，只能去雇主指定的仲裁机构，2018到2022年雇员胜诉率才18.6%，获赔金额是法院诉讼的7.25%。 美国根本不是没有贪官，而是不用出“贪官”。资本可以光明正大地给政客投钱，政客能名正言顺地用政策回报，游说公司当中间人牵线搭桥，司法系统保驾护航，整个体系都按“合法规则”运作，却把国家权力变成了资本的赚钱工具。 这种系统性的利益输送，比单个贪官的破坏力大得多，也隐蔽得多，毕竟所有操作都有法律背书，连指责都找不到具体的“贪官”可指，只能看着资本和权力联手掏空社会。
